徐光木：抄袭有多严重就说明职称制度有多昏庸

徐卫

日前，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收到一封读者邮件，题为《史上最牛的连环抄袭门》。所谓“史上最牛连环抄”，是指一篇A医生于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论文，10多年来被不同的医生反复抄袭。结果出现B抄袭了A，C又抄袭了B，D抄袭C，最终E不仅抄袭了C和D，同时，还把A列为参考文献的情况。（3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一篇并不见得有多么妙笔生花的论文，在10多年间竟然遭遇16个单位25人的6轮连环抄袭，不论是从抄袭的涉及人数（单位）还是抄袭的频率来看，这起“史上最牛连环抄”都堪称一绝，令人不敢等闲视之。

当然，对于抄袭者，道德上的谴责和精神上的反思是必要的，就好像过去的一系列“抄袭门”那样，一旦抄袭被暴光，舆论的唾沫就会像潮水般涌来，把所谓的“职业操守”“道德良心”“学术尊严”埋汰得一败涂地。此次“史上最牛连环抄”也是一样，如果学术良知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史上最牛连环抄”又怎么可能现身呢？

但关键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连环抄有多严重就说明连环抄的始作俑者有多昏庸。那么，始作俑者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史上最牛连环抄”所涉及的都是哪些人和哪些杂志。借助报道内容我们得知，所有涉嫌抄袭的作者均不是权威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而多是一些医疗机构的普通医务人员，发表这些论文的杂志也不是拥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而多是医学方面的科普期刊或者干脆是靠出卖版面谋生存的“伪学术期刊”，也正是在“伪研究人员”和“伪学术期刊”的媾和下，“史上最牛连环抄”才得以诞生。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媾和为什么会发生。如果说“抄袭门”只是个别人在极少数情况下的极端行为的话，那么，抄袭自然不成其为社会问题，可现实是，“抄袭门”接连发生并且愈演愈烈，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抄袭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抄袭者本身道德败坏还是制度和环境使然。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公共管理就有什么样的公民。同理，有什么样的学术管理（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学术人员。如果学术管理本身是为谋职称，涨工资服务，而不是为提供科研水平创造条件的，那么，包括论文抄袭在内的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自然会应运而生，反之，也只有砍断论文指标与职称评定之间的这根草绳，“抄袭门”也才有可能得到遏制。

所以，连环抄肆虐当前，最该反思的不是那些为了谋得更高职称而陷入抄袭门的人们，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无辜的被迫者甚至“受害者”。理由是，人都是趋利的，好的制度是要让人更可能地避免人的趋利性和道德冲突，而只有不善的制度才会把一个本无善恶之差的普通人推向道德失范的胡同。那么，谁最该反思呢，毋庸质疑，那就是昏庸的职称制度。一言以避之，连环抄有多严重就说明职称制度有多昏庸。

徐玉杰

上下一起炒，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