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群：大师和纪录片都不该是符号

徐卫

　上榜理由：系列电视纪录片《大师》主编，用影像还原50位20世纪中国的大师级人物

　　华罗庚、马相伯、林语堂、张大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名字是一个个符号。符号与“××学家”乃至“大师”等等的头衔称号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了个意义。但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让他们成了名成了家？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对当时对后世有怎样的价值？我们又为什么要记得他们、了解他们、探寻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于是，他们只是符号，没有内容，似有意义却并无意义。2006年开播的系列电视纪录片《大师》，用影像重现了上世纪的50位大师级人物，给符号填充内容和意义。徐冠群是“说故事人”之一。

　　用三分之二时间泡图书馆

　　徐冠群的办公桌上堆着厚厚一叠书，中间夹着笔记本，上面有各种颜色的圈圈划划。做一集40分钟的《大师》，前后创作时间是3个月，他要花2个月读书斟酌，写文案打草稿，总会用掉四五个记事本。徐冠群每次创作，不把三分之二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就会坐立不安。徐冠群说，想读懂大师，唯一的办法就是扎进故纸堆，对比几个版本的传记，查阅几十年前的新闻报道……

　　在他主编的《大师》系列中，徐冠群说对马相伯印象最深。1840年出生，1939年去世，马相伯的百年人生里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中国历史。他为兴办教育将全部房产家财捐出；他创办复旦大学，培养了蔡元培、黄炎培等诸多大家……国门被西方枪炮打开的年代，马相伯力图中和中西文化，用教育救国。“他的包容和宽容，或许最能给现在的人启示。”徐冠群说，“马相伯曾问孙女，‘什么也没有留给你，连原本该是你的钱也没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他的宽容以及他向家人寻求的宽容，让人看到了一位大师的内心。”在40分钟的片子里，马相伯没有被加载那些惯常的符号，所有头衔称号都弃之不用――作为开篇之作，《马相伯》为《大师》系列定了基调，这成为一个原则，“就说他们怎么想怎么做，大师不应该再被符号化”。

　　关于小众和大众矛盾的答案

　　同学聚会时，很多人羡慕徐冠群能坚持大学时的纪录片梦想，他们当年都曾在课堂上被纪录片感动，想在毕业后成为一个纪录片“麦田”里的“守望者”，不过最终如愿的寥寥无几。

　　但身在其中的徐冠群别有感触。“也常常听人说他们爱看纪录片，我只笑笑，就当是对纪录片的恭维。”他说。

　　1998年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徐冠群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做纪录片。尽管参与制作的不少片子堪称精品，但很低的收视率不时困扰着他：纪录片需要做什么样的坚持和改变？在制作《大师》中《华罗庚》一集时，徐冠群说自己似乎悟到了关于小众和大众矛盾的答案。

　　“华罗庚的数论理论，我至今也弄不大清楚。”徐冠群说，“但除了高深的专业，和华罗庚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统筹法、优选法等实用数学方法；华先生几乎走遍全国，让千百万人了解这些数学方法，应用到实际的生活和生产之中。他为了推广数学隐姓埋名，后来赴英国演讲，把外国同行吓了一跳，他们本以为消失30年的华罗庚已不在人世。”

　　华罗庚“千百万人的数学”在徐冠群心中演化成纪录片的出路。“拿到《大师》选题的第一时间，有人会想赋予每个人物一个主题――要做成生平简介，或者事迹报告会吗？那只能让已经符号化的大师，离大众更远。”透过“这些人”、“那个年代”，读他们的人生经历，摒弃附加的概念、定义去看他们的本色，才能有判断。“大师从不自命清高俯视众生。而纪录片最本真的功能，也就是记录和表达，不需要穿什么华丽的衣袍。”他说，“大师和纪录片，都不是空有名号和借来标榜的文化符号；他们的存在，为的是一份关于美好的价值守望，告诉同样坚守着的人，你并不孤单――这已经足够。”

　　本报记者 王磊

　　问答徐冠群

　　问：过去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答：大学毕业，领了第一笔工资，与父母分享。

　　问：未来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不带工作的旅行。

　　问：最享受的事情是什么？

　　答：绿地晒太阳，睡觉。

　　问：工作以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答：读书，休息。

　　问：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答：认真做事，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