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祥临：先治中国病 再防日本病

徐卫

日本能够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中国不能？这是历史性考验


　　现在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很多专家学者和官员认为中国应先防日本病,即防止出现日本“失落的十年”｡但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国谈论日本病还为时过早｡因为,日本在泡沫破裂之前,贫富差距､城乡发展差距､生态环境等问题已基本解决｡而这些现象至今在中国仍然存在,其后果不仅可能引起经济危机,而且会加速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
　　**报告加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2月3日,**在中央党校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讲话连续用了52个“加快”,足见此心情｡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能像1978年改革时,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领导人再去考察一下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然后确定发展思路｡
　　中国发展迄今所出现的问题,跟经济学界､理论界有直接关系｡比如说,现在经济学界主流都认为在人均GDP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发展阶段上,就应该拉大贫富差距｡我研究日本发现,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样遇到过城乡发展差距拉大问题｡但他们是在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就下决心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而当人均GDP达到2000-3000美元时,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就一并解决了,此后未出现较大反复｡日本在十多年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一直保持着农民略微超过市民的格局,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拉大｡
　　缩小收入差距,是市场均衡的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不同,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是均衡,失去均衡,交换就难以进行,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活力和魅力｡当然,市场经济要求的均衡是有弹性的,尤其是以货币交换为内容的价格机制起着巨大的调节失衡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机制打破了被计划经济长期固化了的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制度性地解决了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短缺问题｡但是,多年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新的非均衡因素,最基本的是供过于求,表现为大量商品和生产能力过剩闲置,金融机构大量资金无处放贷｡这就产生了同计划经济时期异曲同工的怪现象:以前是消费者手里有钱买不来商品,现在是消费者手里缺钱买不来商品｡
　　解决过剩性质的非均衡问题,基本思路是增加穷人的收入,让他们拥有提高生活水平的货币支付能力｡否则,过剩会让市场经济的危机因素愈积愈多｡每一件商品和每一份生产能力的过剩,在本质上都意味着债务｡债务因素积累过多,不但会让债务人破产,同样会导致债权人破产｡因此,穷人收入水平低,不仅是穷人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穷人收入水平低,缺乏购买力,我国企业只好把销售市场转向国外｡十多年来,我国GDP有20%甚至30%多要靠出口来实现｡相反,资源缺乏､国土相对狭小的日本,即使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GDP也只有不超过15%的比例靠出口实现｡造成中日两国这一差距的基本原因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
　　战后的日本,普通劳动者收入基本上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拥有很强的购买力｡我国商品大量出口换来了很多外汇,虽然不是坏事,但也包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一是一旦美元贬值,我国的外汇存量也要同比例贬值;二是一旦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的外汇额度也会同比例贬值,也等于中国出口企业把商品白白地送给了外国一部分｡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归根到底,都是以我国穷人的低收入为代价帮助了发达国家｡而具有讽剌意义的是,我们向发达国家出口了那么多质优价廉的商品,可人家并不感谢我们｡
　　另外,日本的教育科技跟经济关系,并非像中国一样存在道德问题｡
　　因此,城乡差距拉大,怎么理解,怎么解决,怎么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我们严谨思考｡
　　日本的例子从正面提出严峻挑战:中国21世纪初叶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日本60年代初､韩国和我国台湾70年代初的水平,面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日本能够解决,中国能不能解决?这是历史性的考验｡■
　　(徐祥临为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此文据“联办恳谈会”发言整理)

徐玉杰

得有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