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中央不会也不能让中国经济探底

徐卫

徐斌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这几天被若干个编辑记者追问对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的看法。搞得我头晕脑胀，今天早上又有一个记者问我对此的看法，我实在忍不住了，破口大骂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满脑子浆糊，什么叫探底？中国经济从2001年开始至今，名义GDP都维持在8%以上狂奔，就算在2008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急剧放缓，也就在6%以上！
这是什么意思？
你去年做生意赚了一百万，今年赚了110万，这增速是10%，如果你今年赚了105万，你增速就是5%。按市面上那帮经济学家的说话，就是探底！
有这么夸张的么？
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同比下降到4%附近，在全球经济体中，这也是惊人的速度。今年二季度出现一点波动，你就跟我谈论什么二次探底，如果是财经记者倒也罢了，一帮子号称智囊的经济学家也这么说，我只能说自己是世人皆醉吾独醒，早上起来照镜子，觉得世上最值得崇拜的人终于出现拉，哈哈
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分析师，现在没有不提经济结构调整的，或者经济转型的，似乎不这么说，就不时髦。可你也不想想，不出现一次大萧条或者大衰退，这经济结构如何调整？经济如何转型？
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质含义，就是一些产业部门发展壮大，而另外一些部门应该萎缩。那些本该萎缩的产业部门的企业，如果不破产不关门，这经济如何调整？有些部门，譬如房地产行业，你觉得真要调整么？难道看不见大家都嗷嗷叫的想要一套房子。你调整了，谁去盖房子？
如何真正出现经济结构调整？
那自然要理顺价格体系。包括汇率利率乃至水电油运价格都得放开。
可能吗？
汇率调整？哇，人民币汇率放开，岂不是让洋鬼子剪我们的羊毛？卖国贼！汉奸！
上调利率？你人民币汇率不调整，上调利率，岂不是给国际热钱下请柬？就算国际热钱不进来，贷款利率上调，那么多国企怎么办？利率市场化后，国有银行吃什么？岂不是马上破产？要是国企工人失业没事搞群体围观怎么办？
水电油运价格调整？
通胀做火箭怎么办？市民扔石头怎么办？
你仔细盘算一下，经济结构调整，或者转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没事干嘛给自己找事？能吃药熬过去就熬过去，何必自讨苦吃呢？
经济结构调整？这调调儿说起来，都没问题，但有些事，是只能说，其实不能做的。
所以，没事就吃点药，给自己来点精神吧。下面的问题是，为何老大非得保八？保四不行么？
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同比大致在6~8%附近，结果全中国到处都是群体性事件。这东西不吃药，似乎不行。
那么为何有这么多群体性事件。这里我就贴一份我已卖文章的片断吧，大家没事看看大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1998年可能是中国社会或者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28%。根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一国城镇化率一旦突破28%，那么就会进入一个加速阶段，一直到70%左右才稳定，整个过程呈“S”曲线。中国在2000年以前的城镇化路线，一直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作为国家的城市发展总方针。但在实际落实当中，各地方政府不仅大中城市规模限制，而在小城市和小城镇都采取限制的措施。
虽然中国经济因为城镇化进程加速而无限光明，但城镇化过程加速本身，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并非舒心畅快。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受到，从人烟稀少的山区，突然来到熙熙攘攘的城市人群中，其心理会遭受很大的冲击和震撼。这种心态的不适应，心理素质较好的人，忍一忍，扛一扛，习惯了也就慢慢熬过去了。对于有些心理素质较差的人来说，恐怕很难转变，最后如果不能打道回府，那么很可能就是落个心理扭曲的病态。
一个社会的人群，大部分人从村落里慢慢转移到人群扎堆的城镇生活。规模愈大，农村生活时间越长，心理不适程度就越大，相关矛盾就越多。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历史。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任何一本政治之类的教科书论及中国国情，开篇即是“我国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这其实还是农耕文明的另一个说法。无论外面套上什么马甲，一国大部分还是在土里刨食，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农耕社会。对于中国而言，农耕文明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了。
对于这类社会的结构，社会学家费孝通有个很好的解释：长老统治。因为农耕社会，大家都在田里讨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没有什么大变化，平时也没有什么大走动。百十里内，都是乡里乡亲，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管谁跟谁，碰到一起说话，最后发现都有亲朋故旧关系。大家分配资源的方式，都是按血缘亲疏和辈分来。裁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人，通常都是地方年长或者辈分较高的人。乡里县里，都对老同志尊敬有加，地方做奸犯科的极少，因为都是那么几个熟人，流动人口不多，谁干什么破烂事，大家一目了然，最后找老同志出来说话，就能将事情摆平，用不着报官。这是宗法社会的“礼制”。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等诸多风险，背后都有家族乡亲予以分摊，如果不讲礼法和规矩，等于将自家排除在这个家族保险圈之外。在一个没有商业保险公司和我党阳光照耀的地方，一个人如果不遵礼，不讲礼，实在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因为这意味着他将自己驱逐于社会之外。这就是“长老统治”的基本涵义。
所以，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历代皇权甚至包括北洋和国民政府，都延续权力不下县的传统，也就是说政权只到县政府这一级，县以下社会的治理，都依靠地方缙绅大户来维持。所谓“为政易，不得罪于巨室”，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地方出现大户不能维持秩序的局面，那么也就意味着战乱频繁、赤野千里，饿殍遍地，绝非盛世景象。即使在1949年之后，中国**以超强的组织力和纪律性，将政权下到村一级，但乡村管理基本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变化。不过是村支书代替了大户成为新的“巨室”。几百年前的张大户，几百年后就是穿上红马甲，戴上红帽子，还是大户巨室，依然对农户有极强的支配和管理权，甚至比百年前权力更大！中央对农村基层的强力控制，主要靠着几千万村支书的农村新大户。但这些乡村新长老，决定地方资源分配和矛盾纠纷，大多数并不是依赖国家法律或者党的红头文件，主要还是地方风俗和传统。因为即使是换上了村支书的名称，农村新贵依然是姓王姓李或者姓张，他们行使权力的资源，一方面是靠上面县乡一级政权支撑，更多的还是靠自己家族势力。一个一门心思按红头文件处理问题，不顾人情世故的村支书，虽嚣张一时，但最后下场多半还是凄凉无比。这种情况，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比比皆是。
但城镇化进程中，一切就不一样了。因为城镇流动人口大，大家做生意讨生活，不是谁辈分高就说话嗓门大，而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城镇居民就是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这一点，和农耕文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无论是公司还是家庭，或者是政党，每个人生活圈子和身份都截然不同，但都是拿合同说话。凡是丑话说在前头，有什么委屈，法庭上见，别拿大舅子和老大爷说事，因为谁也不认识谁。自己和家庭有什么麻烦和问题，拿钱都可以到市场上买，从扛煤气罐到马桶堵住，再到养老医疗保险，城镇市场提供诸多商品和服务，不劳亲戚故旧帮忙，一切都是银子说话。如果情感需要什么慰籍和需求，可以参加诸多社团或者俱乐部找到知心好朋友，真正不济事，还可以上网聊天泡妹妹，不一定要自家七大姑八大姨来开解心事。
因此，城镇化进程的各类制度安排，和农耕社会大不相同。成功的农耕社会，其实就是县级政府提供地方治安和救灾工作，然后提供一些简单的慈善和文教服务，其他一切就交给那些缙绅大户来维持即可。但城镇社会就麻烦了，因为人多扎堆，资源分配都是市场调节，人们往来诸多纠纷，不可能由家族关系来调节。这个时候对于法治建设需求殷切。基于契约之上的城镇社会，不可能由一个家族长老来维持，而注定是一个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社会，各个利益和社会集团，都需要有不同的代表，在一个平台展开讨论和谈判，最后达成妥协形成法律，让社会遵守实行。同时，也迫切需求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裁决和约束社会人群出现各种矛盾和纠纷，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让古老的“礼制”来维持现有的秩序。
但中国社会至今为止，并没有出现符合城镇化进程的制度安排……….整个城镇社会的权力架构，依然是宗法社会时代延续的系统，不能算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所需求的那种模式。这种情况下，当代社会在由农耕文明向城镇文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怪象，就不值得惊奇了。
2010年全国发生多起幼儿园和小学生被屠杀事件。
如果仅仅是这么一个案例，那么属于疯子大发作，不足为奇，但在今年4月份到6月份，据已经报道中国各地的屠杀幼儿园和小学生恶行案件，就出现了十起之多！作案人似乎都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生活不如意，对社会非常不满，所以不想活了，但得找个垫背的，小孩子最好杀，那么杀几个小孩子吧。据现有报道来看，大部分作案者，作案时神志非常清醒，属于清醒的疯子。一个社会疯子如此之多，那么这个社会显然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专家指出，从一般心理障碍到严重精神疾患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中的许多人，平常看起来和常人毫无二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健康。当其中一些人面临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其无助和挫折都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信”，瞬间点燃“炸药包”。
令人担忧的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通过对1984-1996年共13年间的1515例精神病刑事鉴定案分析得出结论：在接受刑事被告精神鉴定案的1515例中，患有精神疾病者1248例，约占82%。而这些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以侵犯人身、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三者为主，共占94.1%。而如果精神分裂症实施社会危害行为，发生人身伤害事件的可能性将会在5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例如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种种因素造成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
如果将杀幼儿的疯子们，和1998年以来剧烈的城镇化进程背景结合起来，我们就明白了：社会变得太快了，而制度变革得太慢了，慢到一些意志薄弱的家伙，终于崩溃到杀小孩来报复整个社会的地步了！
被逼疯的人，杀小孩，那么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巨大好处的人群呢？难道他们不应该对此感恩吗？不是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他们何来如此荣华富贵呢？事实是，中国从城镇化最受益的人群，开始拔脚开溜了。
在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崛起”的同时，这个国家却陷入了“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怪圈。继上世纪70年代末首波的偷渡潮，与1990年代初期国门初启时的“洋插队”(出国留学)之后，中国第三波移民大潮悄然成形。不同于以往的是，第三波移民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等中坚阶层构成，对中国潜在的影响似乎更加剧烈。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在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其实美国早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投资50万美元，就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9年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达4218人，其中七成来自中国。加拿大移民局资料则指出，若以投资起步价加币40万元计算，仅2009年一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人民币23.5亿元。一名移民的温州商人称，在他的圈子里，移民被称作“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中国在转型期所付出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优质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更安全的食品等。不过这些理由恐怕是表面上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纵向比较较过去好了，国民却纷纷走了，这个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中国出现了农耕社会向城镇社会过渡的集体不适应症！

徐玉杰

经济探底说

徐东升0605

瞎吹的太多1

徐江平

不要相信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都是买办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