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放行个人对外实业投资需谨慎

徐卫

　　一项既有很强的金融意义，又有很强的社会意义的改革正在临近。据笔者了解，官方有意放行个人对外实业投资，包括个人对外企业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和移民投资等。
　　6月1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司司长在天津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指出，今年将继续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研究准许境内居民个人开展境外实业投资，以及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业务开展等。他当时提到，近期可能会专门针对银行的境外投资发布通知，以明确购汇进行境外投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管理程序和管理要求。据了解，上海、温州等均有望成为首批试点城市。2007年官方曾有意通过天津开通个人对外证券投资渠道——“港股直通车”，但后来被叫停。后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专门召集会议讨论上海试点，银监会、商务部等多部门参与。
　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放行之后，个人对外实业投资有望从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
　　之于经济金融的意义，此举有利于推动资本流出，缓和中国央行外汇收购和外汇储备规模压力，实现中国外汇平衡管理，这也是推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重大举措。
　　此外，这使得中国居民在股票、房地产等不多的投资渠道之外，获得了新的投资领域和渠道，这有利于缓和国内的投资压力，有利于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之于社会的意义，是有利于推动中国规模庞大的个人灰色境外投资阳光化，对外投资移民也将阳光化。
　　在规模上，有望放行500万美元以下的对外实业投资。500万美元是一个不小的规模，目前汇率水平下相当于3400万元人民币。这能覆盖几乎所有国家对投资移民的资金规模要求。在目前的资本项目管制里，个人年度购汇上限为5万美元。
　　客观地讲，在长期实质负利率背景下，拥有巨额储蓄的中国居民，一直有着旺盛的投资需求，这也是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什么会“供小于求”的一个内在根源。而拓宽个人（包括私营企业主）的投资渠道，创造更多除了定期存款之外的投资领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这个背景下，在实体经济领域，以新“非公36条”为代表，放宽垄断行业市场准入成为一个方向；在金融投资领域，以此次个人对外投资放行为代表，放宽对外投资，则成为另一个方向。
　　恐怕没有人会怀疑此类改革的意义。问题只在于，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之下，怎样更可控地推进此类改革。
　　进入5月份以来，中国资本流动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即资本流入规模大幅下降，资本流出速度大幅提高。这和国际新动态有关：一是外部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日趋看淡，甚至不乏新的危机论、崩溃论者；二是有一个新共识已经形成，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目前大致处于均衡水平，人民币不再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三是由于美元汇率大幅上升，国际资本整体从印度、中国台湾、韩国等新兴市场流出，回流美国市场，中国也不例外。
　　2007年，中国央行下属的《金融研究》刊登了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唐旭的一篇论文，谈及中国的热钱问题，他在文章中称为“长期投机资本”。在文章最后他指出，如果出现2000亿美元以上的外资集体撤离中国境内，那就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上突然出现了1.5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品供给，这就会大幅压低资本品价格，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就会出现灾难。基于此，该论文建议，要加强对资本外逃的研究，防范金融风险。
　另外，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资本外逃”一直是中国各界担心的一个问题。中国国内巨额非法资金、灰色收入的流出压力一直存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王小鲁先生的最新研究显示，2008年累计的灰色收入规模高达5.4万亿元人民币，潜在外流压力巨大。
　　因此5、6月份的资本流动新形势，要求必须谨慎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以应对可能的资本外流风险。此实在不可不察。
　　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是，韩国央行今年6月份推出了一系列加强外汇管制的新规定，以约束资本流动风险。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的4个月内，有约650亿美元（其GDP的6%）资本流出韩国，致使韩元暴跌超过30%。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

徐玉杰

资本外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