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 一个远程教育学者的哲学人生

徐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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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皓曾经拒绝过无数次专访，理由无他，唯说要低调。在徐皓的心中，脚踏实地地做事才是重要的。终于，在他的研究文选《站在远程教育的门槛上》即将付诸出版之时，才终于肯面对记者。
    新书散发着淡淡的油墨芬芳，在目录页的前面，有一页徐皓自拟的：我的研究与写作箴言，非常引人注目。第一句是勒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最后一句是国学大师黄侃的：五十之前不著书。
    仅仅看第一句与最后一句，便可读出他的严谨。他有着冷静的哲学思辨，也有当下浮躁空气中难得的沉静。
    他出生于1951年，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五十岁。在近30年的电大教学和管理中，积累了近百万字的研究心得、思考与体会，2010年，他终于开始将他多年的积淀集结成书。书中的文章是精选了再精选的。尽管他本人说，这只是对自己多年来思考和写作的一个总结，这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徐皓已经成为研究远程教育的知名学者，实际上，他早已是远程教育方面的专家。
    在该书自我简介中，徐皓这样写道：现任上海电视大学研究员、《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专家委员会成员。却并未提及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曾任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现任上海电视大学副校长。“再过几年从行政职务上退了，到时我就可以专心去搞远程教育研究了。”徐皓微笑着说，一点也没有行将退位的失落，却有对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向往。

    两个十年项目中的中坚分子

    并非只有一波三折的经历才可以构建起精彩的人生。顺风顺水中依然能够暗藏生活的波澜壮阔。徐皓的人生经历是极为平和顺畅的，在江苏广播电视大学任教，由于能力突出，两年后就被破格提升为最年轻的教务处副处长，不到十年又被提拔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1992年，又进入上海电视大学。“屈指算来，我在电视大学领域工作近30年了。尽管有多次去普通高校的机会，但始终没离开过电大，因为我和电大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徐皓说。
    “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试点和评估是徐皓在电大系统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从1999年到2007年，整个工作近十年，徐皓全程参与。作为教育部高教司评估课题组副组长、专家组成员，徐皓身在其中，熟悉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既是参与者，又是评价者，使徐皓能够经常换位思考，获得很多宝贵的感受，除了撰写了“理解三部曲”和“如何三部曲”六篇论文近10万字之外，还写出了一系列评估杂感，发表在《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上，被圈内认为“非常引人注目”，从而在远程教育系统内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他的很多观点，既带着结合现实环境的考量，又有着悠远的哲思。比如，在《还是‘回到原点去’》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在远程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发现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滞后了。什么才是管理模式改革的切入口？管理模式改革推进的合理思路在哪里？看来还是回归到事物发生的原点，即能否做到‘以学习者学习为中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上种种新颖独特的观点在他的一系列教育部试点项目教育评估现场杂感中均有许多体现。在历时十年的评估过程中，徐皓并不单单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工作者、参与者，同时，他还是一个思考者，思辨的眼光从未放弃在远程教育的这片广袤的沃野中深入挖掘。在很多人看起来程序化，规则化的工作中，徐皓却撷取了一串又一串思想的珍珠，并付诸文字，成为一种理论。
    徐皓参与的另一个项目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电大发展项目。电大从无到有的电视演播设备引进和技术培训就在那时开始的。为此他也被教育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借调，忙完电大的又忙其他高校的，断断续续就是10年，“细细想来，这十年真的经历了太多，”徐皓说，“也收获了很多。”那十年中，徐皓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南京两地，有时为了一个项目的进行，不得不离家常驻北京数月甚至一年。吃住在简陋的大学招待所中，工作就在教育部机关或项目攻关集中地，两点一线，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这些词儿太普通，却是真实的工作写照，有乐趣吗？或许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他所住的那个招待所里，某一天，他发现，自己的邻居竟然是现在大红大紫的宋祖英。徐皓偶尔还能欣赏到金嗓子宋祖英的美妙歌声。

徐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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