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黄光裕的“政商资源”

徐卫

　　黄光裕案终审宣判。8月30日，北京市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黄光裕获刑14年。其妻杜鹃被改判，由实刑改为缓刑。（8月30日新华社）
　　黄光裕属于数罪并罚。他的三个罪名是这样排序的：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其中因“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作为国美公司和鹏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光裕为公司“谋利益”，给予相怀珠等５名国家工作人员款物，折合人民币456万余元。
　　相怀珠是谁？他是原**经侦局副局长，他成了黄光裕案中首名受审的官员。不用说你也知道，那就是官员拿了商家的好处，就成了一顶“保护伞”——那“伞”下的事情，就是大同小异了。另外一个栽了的涉案官员是郑少东，官比相怀珠大，是**原部长助理，他是黄光裕系同乡。
　　黄光裕所利用的，就是所谓“政商资源”。老乡、同学、同事之类，搭上了就可以成为“资源”。在这“资源链”中，商家给官员利益好处，官员为商家谋取利益，两者很容易“一拍即合”。“权贵市场经济”的可怕之处就在官商“强强联手”。在权力上，官家是商家的“上级”；在金钱上，商家则是官家的“上级”——他们就这样交缠在一起，不知不觉做下违法犯罪的勾当。行贿的腐败与受贿的腐败，总是同穿一条连裆裤。
　　除了“官官相缠”的买官卖官外，很多官员都是在“官商相缠”之时下水落马的。比如不久前因犯受贿、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的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他在担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期间为所欲为，甚至滥用职权擅自决定购下无实际资产的天津星运公司股权，从而让国有资产白白流失了2.2亿元。腐败者最怕腐败露出真相，那些与商家靠得很近、打得火热的官家，其腐败尾巴其实并不容易藏住。
　　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从“政商联姻”看，腐败的后果还不仅仅是“人亡政息”，往往还“人亡商息”。
　　反腐败任重道远，几乎就是一项有限对无涯的事功。英国法学家哈特倡导“有限的利他主义”，他认为，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他是一个中间者，这一事实也使相互克制的制度成为可能。民主监督是反腐防腐的必由之路，这非常需要明白的人和明白的制度。8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以《一个大写的人走了》为题，向在8月25日逝世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教授致敬——享年89岁的谢韬老校长，是著名的学者思想家，被称为“越活越明白的老校长”。报道说：谢韬2007年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广泛关注和严肃讨论；晚年他忆起在国统区读到《新华日报》批判国民党专制的文章，依然心潮激荡：“他们说（自由民主）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当年这些讲话和文章，对我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我们决心成为**人”。
　　民主的眼睛最亮，最能处处看见腐败尾巴，历史现实都是如此。早在1947年3月，有着极好政治素质的毛岸英，在山西土改时给父亲毛泽东写信，那时他就说：“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必然会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
　　民主才是遏制权力肆意膨大的防腐剂，政治民主关乎反腐败的前途。阻断政商之间腐败病毒的传导，必然需要民主的力量。政治民主了，工商文明才能真正建立，商业经济才会走向市场而不是走向“仕场”。
　　稿源：荆楚网
　　作者：徐迅雷

徐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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