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明：中国人不是不会留遗产 而是留得太多

徐卫

上海理财专修学院执行院长徐建明：中国人不是不会留遗产，而是留得太多
高谈
“我个人认为中国老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会留遗产，而是留得太多。”对于中国人的财富传承问题，上海理财专修学院执行院长徐建明对第一财经日报《财商》如是表示。
《财商》：您怎么看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最近劝说中国富人捐钱？
徐建明：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现在虽然是经常做慈善，不过在此之前他们经常上的是吝啬榜。其实这是对的，因为那时他们正在聚集财富的阶段做加法，才能在今天有更多的财富做慈善。
现在的企业家，基本都还处于聚集财富的阶段，还没有到散财阶段。我们主张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过要分阶段，在聚集的阶段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聚集财富创造更大的价值。
另外，对于遗产的传承，我们的传统观念还是家族传承，这是由我们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决定的。大多数富人要改变这种观念很难。
《财商》：中国人讲究子承父业，而国外很多企业家设立基金会把遗产捐出。
徐建明：国外处理遗产的方式在中国还很难接受，但是也不要指望子承父业。
时代背景和生存条件都不一样，父母喜爱的不一定是儿子也喜爱的，特别在现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第一代创业者做的大多数是传统行业，第二代很可能对这个不感兴趣，父母应该尊重下一代的想法，而且现代企业制度可以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要交给最能托付的人管，而儿子只要拥有财富就可以了。
如果我是企业家，而我的儿子喜爱体育，那我就把企业卖掉，或者让它上市成为公众企业，将财富留给孩子就行了，这样也许更能将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永续经营下去。
《财商》：您觉得现在我们在财产传承的观念上有些什么问题？
徐建明：我个人认为中国老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会留遗产，而是留下太多。赵本山小品中有个笑话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和钱花完了人还没死，只有人死了钱刚好花完才是理财的最高境界。
加拿大等国家就有养老机构做这个事情。比方我老了，现在有200万元，我把这些钱交给养老机构，养老机构根据这笔钱和我的预期寿命制定一个生活供养标准，比如房子有多大面积、装修以什么样的标准、吃什么样的食物、提供什么样的医疗护理条件等，并承诺在死之前都以此标准供养。这样老人能更加幸福地度过晚年。
《财商》：您怎么看这些一出生就很富有的企业接班人？
徐建明：目前我们的社会对于富二代有很多的偏见，但是我看到很多富二代的创新能力比较强，富二代创业成功比其他人成功的概率高很多。
他们确实有很多先天的优势，比如他们不需为第一桶金发愁，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积累了很多的人脉资源、甘冒风险的创业品质、创业的经验等等。
《财商》：您如何看待家族企业的传承和职业经理人激励之间的矛盾？
徐建明：坦率地说在内地我不看好职业经理人，目前看来最大的问题是诚信的问题，能不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来做，现在职业经理人跳槽非常频繁。
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柳传志，联想不是家族企业，但是他的管理有家族企业的方式，柳传志对企业基层强调尽职尽责，中层强调上进心，高层强调事业心。
这一点正是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做法的不同。柳传志选出了杨元庆和郭伟两员大将，按照西方的做法一个企业选定CEO之后，其他的竞争对手肯定要走路，但是他的做法很奇怪，把两个都留下了，把联想科技交给郭伟，而联想电脑交给杨元庆。这是用家族式企业的管理来管一个非家族式的企业。他选择接班人的要求是一定要把联想当成自己的企业来做才行，重德。这种中国智慧的确是适合国情的。
现在很多做生意的喜欢供关羽的牌位。关羽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不是因为其能力，而在其忠义二字。人在江湖，最重忠义。这样的价值观永远都不过时。
《财商》：您把传承分为企业、财富和灵魂三个层面，那么灵魂指的是什么？
徐建明：企业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市场的需要。因此，企业的产品、组织架构，甚至品牌形象都需要因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不必拘泥于一种特定的形式。
但是一个有追求的企业，就像一个人一样，不仅有身体、有知识、有能力，还有理想、有追求、有价值体系和做人的基本准则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这就是企业内在的愿景和价值观，或者说所谓的企业文化。这些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最本质的东西——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企业的灵魂吧，这些才是最应该好好传承下去的东西。
《财商》：对于普通人的财富传承您有什么建议？
徐建明：如果你希望你积累一生的财富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我是倡导要做好遗产规划。
遗产规划首先要有遗嘱；第二是可以考虑散钱。因为遗产规划的目的是用你的财富最后一次达成人生的心愿，而不是简单地如何避税。所谓雁过留声，人死留名。用你的财富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些有价值的东西对人生来说是一种完满。比如建立一所希望小学、建立一个图书馆，都能够增加人生的幸福感。
还有，财富传承不是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应该提早规划。

徐玉杰

钱花了，立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