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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9月30日 15:17 来源: 《商务周刊》
《商务周刊》:您对于中国目前的公益事业体制和整体行业发展态势如何评价?
徐永光:目前中国公益领域的现实,跟整体经济发展一样,有国进民退的趋向。20多年前,基于改革开放的动因,政府放松对资源的全盘控制,允许民间通过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参与公共事业。包括青基会在内一批公募基金组织通过非行政化的手段动员社会慈善资源,以希望工程为代表的公益项目利用这一机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大大促进了我国现代公益意识的觉醒。
但是20年后,出现了令人不解的情况。今年7月,有关部门发出文件,要求13家有资格为玉树地震灾区重建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会将所筹集的资金全部汇缴青海省人民政府。希望工程实施20多年来,每一笔捐款都是按照捐款人意愿由青基会直接落实到具体的受助对象,如今第一次被要求由政府收缴。
这个事情发生后,不仅基金会意见很大,很多网民也表示自己不愿再向基金会捐款。捐款“汇缴”的做法,有违公益慈善的民间本性,伤害了公众的慈善热情。在公益事业领域,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制定法律、政策,监督公益机构做事。即便是与公益机构合作,也不应该把它变成钱口袋。汇缴事件之后,民政部救灾司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跟记者说“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角色,就是出纳”,这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慈善捐款是变相的二次纳税。
此外,还有一些企业在非灾时期給政府捐款,有钱权交易之嫌,还有越来越盛行的“被捐款”、“被慈善”,这些都违背了慈善的民间本性,所以民间慈善需要正本清源。
《商务周刊》:除去您上述讲到这些“伪慈善”、“伪公益”行为,您认为目前公众尤其是企业家、富人参与公益事业的意识和行动如何?
徐永光:国内很多富人做公益还是落后的传统布施式,不考虑有效性和针对性,更不会事后监督。卡耐基在120年前写的《财富的福音》中已经把富人如何做慈善讲得很透彻,他说“大把撒钱的布施慈善养懒人,是罪恶,不是行善。慈善捐款应该用于提高穷人的能力,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一旦你做出捐款的行为,就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拍脑袋就捐,捐了又不监督,也会助长一些机构的不透明。
《商务周刊》:自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行,非公募基金会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5年,已经达到了846家,占到全国基金会总数的46%。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徐永光:非公募基金会的破土而出,算是我国公益事业领域最具积极意义的一件事,非公募基金会真正让民间公益获得一席之地。非公募基金会给了企业和富人很大的权力,过去只能开捐赠支票,现在则有机会把这张支票变成一个非营利机构。并且,非公募基金可以实现资金独立管理,项目独立选择,又比较注重效率,能够改善民间公益的生态环境。但是目前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些人或者企业出钱办了非公募基金会,但是对基金会要求的专业化重视不够,发挥不出该有的作用。
《商务周刊》:那么公益基金会的专业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才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徐永光:一个专业的基金会肯定要有清晰的定位和科学的战略规划。究竟选择关注什么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哪些公益项目,要有深入的调研和系统的规划。然后是慎重选择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是自己操作项目还是专门资助别的机构去做?基金会的发展趋势应该是资助型的,这是一个生态链、产业链的分工决定的。美国有170万个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不到10万家,其他都是做事的机构。数量少的基金会也很少具体操作项目,除非有一些智库性质的基金会,大部分基金会都是把钱给别人做事。
目前太多的基金会创办者对于基金会需要专业人才这一点重视不够。相比于公募基金会,私募基金会完全有条件以接近市场高水平的薪酬聘请专业的人才,这是优势,应该充分利用。目前业内做得好的几家基金会,都有很强的人员配备。比如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基金会的秘书长都是从青基会出来,万通基金会秘书长李劲更是冯仑通过猎头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挖来。具体到下面的专业人员配备,南都的副秘书长一个是来自麦肯锡的战略专家,还有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项目总监之前在微软干了10多年。聘请这些高端人才人力成本虽然高一些,但是结果往往是事半功倍,效益更高。
此外,就是要善于利用专业机构。我参观过美国的一家基金会,它是一个资助型的机构,管理1亿美元的资金,在美国算小基金会,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是基金会的秘书。每年有一些机构向它申请项目,这个秘书要做的无非是对这些项目进行初步的筛选,然后由专家委员会或者理事会开会决定选择哪些机构来做,以及钱怎么分配。之后这个秘书再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拿钱的慈善机构所做项目进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