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鹏：小官大贪，民众“追光效应”为何黯然失色？

徐卫

　　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兼安徽省北方置业公司董事长刘怀寅，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928.6万元人民币和3.1万美元，同时还涉嫌侵占村集体资产105万元，私设千万元“小金库”。合肥市委举一反三决定对全市1209个村（居）集体“三资”（指资金、资产、资源）进行集中清理，一批小官大贪的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浮出水面。（据2010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一起“村官”受贿案，金额高达千万元，可能会使人惊诧。但是，在合肥市随后的“三资”清理中，竟有一串小官大贪的村官露出了原形：庐阳区杏花村街道五里社居委书记邵修贵、主任郑文斌等人，分别涉嫌贪污受贿83.1万元、33.7万元，挪用公款86万元、75万元；长丰县双墩镇花园社居委书记黄梅生涉嫌非法将社居委集体土地转让给房产商、贪污受贿130.4万元……就此，人们恐怕不得不重新深思产生小官大贪的真正原因了。
　　审视一起起小官大贪案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权力一旦离失监督，必然会导致腐败。诚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小官大贪现象的出现，自然与权力不受监督相关。以刘怀寅案为例，刘怀寅多年来村支书、董事长“一肩挑”，其他村干部也多为其一手栽培，给他留下了滥用权力的无限空间，屡屡出现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三大员”相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况。刘怀寅等人利用支配集体资金的机会敛财，藕塘社居委及下属6家公司（合计拥有净资产近3亿元）也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如今，在众多的监督方式方法中，应该说比较看好的还是群众监督。常言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统计资料显示，检察机关立案侦破的案件中，来自民众举报占80%以上，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那些义正辞严的上级领导、无处不在的纪检监察机构、“严抠细算”的审计机关等，它们竭尽全力也不及群众“视力”的十分之一。
　　群众的眼睛为什么能够这么“雪亮”呢？主要是众多老百姓的眼睛合起来后，就形成了一盏盏跟随领导走的“追光”，产生民众“追光效应”，并且与领导联系紧密的老百姓在暗处，只用眼睛盯着领导，从台前到幕后，一旦发现了侵犯群众利益的蛛丝马迹，就立即产生一种监督自觉，及时进行揭发检举投诉。
　　然而，在合肥市农村的小官大贪案件中，似乎并不是这样，民众的“追光效应”显得黯然失色，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与村官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村民，也只是“监督委开会，群众踊跃反映。查处后，监督委再开会，群众就拿鞭炮过来放。”在村官实施犯罪过程中，缺少村民监督的声音与行动。若不是刘怀寅案发“掉脚”，市委决定在全市农村集中进行“三资”清理牵出了村官腐败问题，说不定至今有多少村官仍然在大行贪污之道呢？
　　村民自身监督不力，也与群众监督目前普遍存在的人员众，力量寡、成本低，后果大、发现早，反映迟等特点相吻合。尽管一个村子里有成百上千双眼睛在盯着村官，但由于缺乏组织协调与检举共识，实际制约监督的力量很微弱，难以形成监督强势；尽管老百姓监督村官具有成本低几近于无的优势，但由于村官势强力壮后台硬，村民们害怕打击报复惹火烧身，往往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尽管村民们对村官损害自身利益的贪腐行为能够及时发现，万分痛恨，但由于自身民主观念和维权意识较差，缺乏监督的冲动与自觉，很少在第一时间里进行投诉、举报或反馈。
　　透过民众监督现状，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监督并不意味着任何权力都能够受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制约监督都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离开了民主和法治，无论人们怎样期盼制约监督、诉求制约监督，制约监督都不会莅临人间。确保权力运行反映群众的意志，维护群众的利益，应取决于广大村民对村官进行选举、监督、讲评、罢免等民主权利是否切实到位，要看是否真正实现了以法治村取代“能人治村”。离开了民主与法治，民众的“追光效应”自然是黯然失色的，甚至只是个摆设，而无德村官就可以为所欲为，村民叫苦不迭。
　　稿源：荆楚网
　　作者：徐云鹏

徐晓夫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真理！看厕所的人不高兴，你就得说好话、陪笑脸...否则你就憋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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