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童：贾樟柯与周兵只是个案

徐卫

　　专访新生代独立纪录片导演
　　徐童，北京人
　　自1987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前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摄影专业后的近20年里，他在艺术领域干过很多工作。用他的话说，“前十几年为了谋生干很多事，2000年之后才开始回到本专业干当代艺术”，做图片摄影，拍过实验短片。2007年,他开始拍摄纪录片，《麦收》和《算命》相继诞生。虽然《麦收》和《算命》在展映中获得许多好评，并得到不少奖项，但同时带来了涉及纪录片伦理道德的争议与批评。有人质疑他在拿社会底层人的生活作秀，有人提出他的拍摄没有获得拍摄对象的许可，但不容否认的是，徐童的作品极具可看性，绝不会令观众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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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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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徐童正带着《麦收》、《算命》和第三部片子《老唐头》的预告片在台湾参加“首届海峡两岸纪录片交流展”。之后他还要去重庆出席作品的展映活动。徐童说他希望尽量减少这种各地的奔走，专心投入新片的创作，但是由于独立纪录片目前展示渠道有限，这是必须面对的事。
　　道德其实就是
　　约束你的伪道德
　　早报：你是否希望依靠纪录片真实的力量，去达到对社会认知的一些改善和推动？
　　徐童：我觉得纪录片应当有这样的影响。我们不可能直接对人物的处境有太大的改变，但是看过片子的人也许都会产生自己的理解，比如看过《麦收》的人可能觉得片中的这类人并非我们以往想象的那样不堪，感受到生活那种沉甸甸的力量。当片子影响到更多的人了，改变了对人物的偏见，使他们不再背负种种污名，他们的处境多少可能就会好一点。
　　早报：你的作品大都是关于社会底层人的生活，你拍摄时会怎么考虑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约束？
　　徐童：《麦收》就遇到过这种争议。纪录片道德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拍片时会进入别人的生活，并且把他们比较私人化的生活展现出来。尤其是这种特殊的人群，本身生活就很艰难，也很怕被暴露。这其中的矛盾就在于，既要保护被拍摄者的隐私，又要呈现这些问题。也有人追问纪录片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在这个剧烈变化的年代，我们不能使一些记忆消失。我对自己拍摄的要求是，应当使那些不可呈现的东西得以呈现，得以进入到当下的记忆中。这个年代的记忆，主流媒体所呈现和记忆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可能经常被篡改和歪曲。为此那些难以在公众、主流视野中被看到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就更重要。说穿了我觉得道德其实就是约束你的伪道德，普适的道德恰恰是束缚我们的东西，不让我们往前走多看到一些东西。这种道德首先就不道德。所以纪录片恰恰需要突破狭隘的道德，去完成更难以呈现的东西。在具体操作时，我会为人物用化名，将具体地点尽量虚化掉，这是技术上要做的。
　　拍摄资金来源
　　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早报：你拍摄纪录片的成本如何？
　　徐童：问题太多了，我的头两部片子都是自己投钱拍的，大部分做独立纪录片的导演都是自己掏钱的。国内的资助基金比较少，国外的比较多些但竞争也很激烈。我目前在做的《老唐头》就是申请了上海纪实频道和韩国釜山电影节的基金，情况就会稍微好点。
    　早报：你刚提到现在做的第三部作品已经申请到了两个基金支持，这是否有赖于前两部作品的影响？之前两部作品有什么回报吗？
    　徐童：第一部片子就幸运地获了几个奖。国内的奖金较少，这是国情决定的。国外的情况好一些，但不是每个做纪录片的人都能获奖，也不可能每拍一部片子总是获奖，所以纪录片的拍摄资金来源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像我的第三部片子，由于两个基金的支持肯定能够完成，但因为纪录片产业化的链条还没有形成，我自己就很难确定资金的来源，只能碰运气，依靠国外的电影节和基金。据我所知，现在拍纪录片的人几乎都是没有资金来源保证的。
    　早报：贾樟柯也是拍摄独立影像出身，在获得个人声誉以后，他有了更多拍摄资金和机会。周兵也是从拍摄电视纪录片起家，现在拍摄走向了大银幕。你会觉得这代表纪录片拍摄者的两种发展方向吗？
    　徐童：这两种都不具有普遍意义。他们的个人经验和获取继续拍片资金的来源方向都是个案，很难再去复制。当他们取得了那样的威望和资金来源后，他们拍摄的内容可能也会随之改变了。比如我所关注的底层游民就很难得到那种资金的资助。再比如周兵的《外滩佚事》，这种选题本身商业性就比较强，获得资金的可能性也大一些。我不能获得资金，难道关于中国游民社会的主题就不拍了吗？！
    　早报：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徐童：只能分开说，从完成作品的角度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有要表达的东西，能通过片子去达成，还是有幸福感的，哪怕很艰苦。从安身立命的生活角度来说，拍纪录片肯定是没有任何指望的。这其中的挣扎在于，怎样在拍片的同时解决生存问题。

徐玉杰

极具可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