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鹏：没有“刁官”，何来“刁民”?

徐卫

　　11月2日，记者在采访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辉村水田队村民庞海宾家被强拆事件时，高新区拆迁办调研员(原土地局副局长)王洪义(音)竟紧随“潮流”语出雷人：“你应该报道高新区如何发展，应该报道老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刁难和敲诈政府。”(据2010年11月4日《羊城晚报》)
　　显然，在王洪义心目中，不愿意拆迁的老百姓就是“刁民”。其实，那些一惯瞧不起老百姓并把他们当作“刁民”的官员，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既然矛盾就是对立面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那么，没有“刁官”，何来“刁民”?
　　而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更为我们正确认识群众提供了这样的视角：官民无贵贱，干群一家亲，没有官员诋毁群众的道理。由于官员所处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先有“刁官”，后有“刁民”，“刁民”是“刁官”带出来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是理是这么个理，事却不是这么个事。类似长春市高新区拆迁办调研员王洪义那样“遇事看到群众黑而看不到自己脏”的官员大有人在：一些官员总是自称人民的公仆，却左躲右闪胆颤心惊地害怕见到群众，甚至政府机关专设领导秘密撤离通道;总是自诩百姓的“父母官”，却从不把事关群众生计的菜篮子、米袋子、药瓶子、房子、孩子等问题挂职在心上，落实到工作中去，甚至巧立名目大肆侵吞群众利益;总是自赋群众利益的忠实保护者，却对侵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行为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甚至带头抢占耕地强拆民宅，惹出人命官司;总是嘴里喊着“人民生命重如泰山”，却任由矿难连续不断地吞噬着百姓生命，甚至在煤矿里入股分红;总是三令五申要保护农民工权益，却始终不见当地讨薪农民减少，甚至屡屡出现为讨薪而挨打丧命者……他们对上阿谀奉承，虚头巴脑，满嘴跑火车，对下却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他们的话群众得晒干了听，这已经成为一些“父母官”的鲜明特色。群众把这些官员称之为“刁官”，我看很贴切。
　　事实上，正是这些“刁官”的“上梁不正”才导致群众“下梁歪”的，总是先有“刁官”，尔后才有“刁民”。老百姓原本很正直纯朴，“刁民”之“刁”，往往就是从“刁官”那儿直接学习、“稼接”过来的，都是“刁官”带出来、逼出来、教出来的。这是因为：一是“官本位”文化的同化。在我们这个以“官本位”文化为强势文化的社会环境里，民间的道德和文化自然要受到“官本位”文化的改造和同化，人们容易把官员遇事时惯用“骗瞒哄捂”伎俩视为一种“大本事”而认同和推崇。在这种情况下，“刁民”效仿“刁官”的做法，恰似东施效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二是“类我效应”的推动。其实一些百姓的“刁钻刁滑”，首先是受“刁官”的“欺上瞒下说假话”作风熏染，来自“刁官”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三是“众从效应”的繁殖。由于有众多“刁官”“榜样”的示范和激励，而且“学坏”成本极小，风险不大，因而老百姓就会不自觉地效法“刁官”的种种行为，并从中获得既定的或者意想不到的诸多好处，进而增添了变“刁”的动力。
　　正是由于“刁民”就是“刁官”批发过来的，那么，“刁官”不除，“刁民”难止。干群紧密团结，是一种心灵的相融。做一名让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爱戴的好官，必须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心贴心，像原吉林市委副秘书长陈淳同志所说的那样：“接待群众要热心，听取意见要耐心，解决问题要真心，改正错误要有决心。”是此，我们这个社会才可能不再有“刁官”，更不会有“刁民”。
　　现象的背后是本质：公共权力私有化、公共利益私有化、公共资源私有化，始终是官员侵害群众利益的罪魁祸首。公权力性质变异固然与“刁官”掌权分不开，监督不力责无旁贷。但我们不能指望“刁民”多起来，“刁官”才会少起来。民顺于法，官员也不能例外。要使国家安宁、社会稳定、民风纯朴、社会财富可持续增长，而又使官员有所服、有所顺、有所为，惟有法律能做到，官员要做法治的顺官。因此，铲除“刁官”，安顺百姓，赏罚不明的干部考核和选拔任用制度必须尽快废止!（星辰在线网友 徐云鹏）

徐玉杰

没有“刁官”，何来“刁民”?

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