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帅的故事——徐向前

徐卫

　　徐向前（1901-1991），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十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亲率手枪营冲向前沿阵地
　　黄安战役，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第一仗。
　　黄安县城，是南线敌人伸进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位置突出孤立。守敌为国民党杂牌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配属该师的有敌三十师二七○团。赵部侧后有四个师作援应。
　　在众多的敌人面前，徐向前毫无怯意。他决定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后围黄安，吸引援敌，野外聚歼，以粉碎南线敌人的“进剿”部署，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战斗打响后，敌人大量增兵，来势凶猛。12月19日，敌人4个旅的兵力突入我嶂山顶峰阵地。红军与增援之敌展开肉搏激战。嶂山顶峰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仅4里多地，如果敌人得手，将直接危及四方面军总部安全。在这千均一发的时刻，徐向前亲率总部手枪营，冲向前沿阵地，他一面指挥手枪营向敌人反击，一面令前线所有打援部队全线出击，向敌两翼迂回。这是一场恶战，山上山下，敌我肉搏，杀声震天。红军指战员看到总指挥亲临前线，士气大振。经半日血战，我军反击成功，使战局转危为安。接着红军兵分两路向敌出击，敌全线崩溃，4个旅的援敌，被红军消灭近半。
　　22日夜，徐向前命令部队乘胜对黄安县城之敌发起总攻。白天时，红四方面军首先以仅有的一架缴获的飞机“列宁号”飞临黄安上空，投掷宣传品和迫击炮弹，搞得敌人慌乱不堪。晚10点，总攻开始，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军突击部队以突袭手段迅速登上城墙，随即向两翼发展，敌师长赵冠英见黄安城已被红军攻破，固守无援，急令部队从南门突围，红军乘胜猛追，将逃敌5000余人全歼于城郊。赵冠英化装溜走，被红军活捉。
　　黄安战役历时43天，共歼敌15万余人，缴枪7000多支，迫击炮10多门。这一胜利，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革命区域连成一片，迫使南线敌人处于守势，不敢向我根据地贸然进犯。
　　南线旗开得胜后，徐向前又率军北上，发起商潢战役，接着又东征西战，获得了苏家埠和潢光战役的伟大胜利。这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共歼敌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40个团，使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尚未完全实施即被粉碎。
　　二、“我们不是李自成，一定能够打下临汾。”
　　运城战役获胜后，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主动报请中央军委，组织临汾攻坚战役。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批准他的建议，并命令晋冀鲁豫军区组成临汾前线指挥所，由徐向前任总指挥。
　　徐向前率第八和十三纵队、太岳和吕梁军区部队10余个团，约5万余人，直趋临汾城。
　　临汾，有“尧都”之称，位于山西南部平原，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这座古城，内高外低，城墙坚厚，易守难攻。相传当年李自成兵临城下，屡攻不克，只好绕城而走。守城敌军总指挥是阎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
　　1948年3月7日凌晨，徐向前在获悉胡宗南电令临汾的该部三十旅空运西安的情报后，命令八纵抢占临汾机场，摧毁敌机两架。这样，临汾守敌成了瓮中之鳖。
　　3月23日，我军向临汾外围据点展开全面进攻。血战20多天，我军杀伤敌人3000余人，基本扫清临汾外围据点，但攻城计划未能实现，我军伤亡较大。
　　初战临汾失利后，徐向前在前线指挥部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并针对部分干部的急躁畏难情绪，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徐向前说：“眼下，我们疲劳，敌人更疲劳。它要时时提防，处处小心，它是躲在孤城里等着挨打；我们可以经常换班轮流上阵，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怎样就怎样打。我们的主力还未动用，我们有地方的大力支援，我们不是李自成，一定能够打下临汾。”
　　通过总结作战经验，部队士气旺盛，指战员们争相报名参加战场突击队，各团各连争当突击分队，互不相让。许多党员向党组织递交最后一次党费，以表示奋战到底、准备为党牺牲的决心。
　　徐向前向部队发出指示：“坑道是我军当前攻坚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实行‘土行孙’的战法，钻到地底下去，用坑道破城。”
　　临汾城下，我军的“土行孙”果然大显神威。地下坑道像制敌于死地的利剑，直刺敌人心脏。5月17日，经过27昼夜的秘密地下土工作业，两条各长1000多米的破城坑道胜利挖到城下。1.8万斤黑色炸药分别装入两条坑道。
　　各突击队进入攻击阵地。一切准备就绪。
　　傍晚，徐向前总指挥亲临攻城前沿。他站到一个土坡上，手拿望远镜，不时地远望着笼罩在烟雾中的临汾城。
　　19时30分，徐总看看手表，向身旁手拿电话耳机的参谋下令：“总攻击开始!”
　　随着3颗红色信号弹升空，一声闷雷般的巨响，犹如天崩地裂，坑道爆破成功，东城炸开两个各50余米宽的大缺口。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城垣，冲进城中。垂死之敌再也抵挡不住解放大军的铁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敌作一团，狼狈不堪。
　　午夜时分，战斗结束，临汾守敌全部被歼。守城总指挥第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梁培璜及其部下2万多人被我生俘。
　　临汾战役，持续72天。我军以伤亡1.5万人的代价，攻克国民党在晋南苦心经营的战略要塞，摧毁大小碉堡400余座，共歼敌2.5万余人，为我军攻坚作战史谱写出光彩的新篇章。
　　临汾战役后，党中央给徐向前部发来贺电：“庆祝你们解放临汾，全歼阎胡守敌的伟大胜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敌军，解放全华北而奋斗。”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他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的电报中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9个旅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2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万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的大胜利。
　　三、齐排长？七排长？
　　打临汾时，一位侦察参谋在汇报材料上写着：“蒋胡军的一个七排长因殴打一名阎军的士兵，引起两部之间的冲突。这个七排长被阎锡山的部队抓去打了个半死，几乎引起双方的火并械斗。”
　　徐向前看后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可是军队的编制，只有“七班长”和“七连长”，而不会有“七排长”。他找来写报告的参谋，说：“我揣想，你是把‘齐排长’误听成‘七排长’了。侦察参谋，还出这个笑话！同志呀，在了解和反映一个情况时，一定不能粗枝大叶，似是而非！”
　　徐帅“从小事教起”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四、徐帅对许世友说：“下不为例。”
　　徐帅一生清廉，看不惯社会上和党内存在的请客送礼，损公肥私的不良现象。他常说：“一个**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如果不能正确把握自己，收受别人的礼物，那他就会失掉党性、人格。”他规定：家人和工作人员不得吃请、收礼。这规定有时简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老区人民想念他，给他带来一些老区土特产，秘书报告他，他说老区人民生活苦，不能收，谁收谁去处理；
　　他担任国防部长时，接待外国客人，来访的外国朋友出于对这位闻名世界的元帅尊敬，送给他一些纪念性礼物，他如数交公；
　　追随他几十年的老战士爱戴他，给他送一些水果或滋补品，徐帅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批评。
　　许世友将军，从当战士起，就在徐帅指挥之下。50年代，许将军从南京来北京开会，顺便带来一些南方的水果，被徐帅谢绝。许将军难过地说：“我跟随你几十年，我个人掏腰包送你一点水果，不会败坏党风吧？”徐帅指着这位身经百战的战将，略一思索，只好说：“下不为例。”这在徐帅算是破例。
　　五、文革中著名的两次“大闹”
　　第一次是1月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江青阴阳怪气地明知故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正在这时肖华来了，讲述了因昨天白天的会议内容被泄露，晚上被抄家，逃到西山避难的经过。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徐向前愤怒地拍起了桌子，茶杯盖子“当”一声摔到了地上。昨天散会时他明确要求“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特别是关于有人批肖华的事情。
　　叶剑英也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边说边拍桌子，将手骨都拍伤了。
　　这就是当时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第二次是二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
　　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接连数日争得百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
　　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积压在老帅胸中的愤懑情绪迸发了。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
　　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徐玉杰

开国将帅——徐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