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G20峰会还原共管国际金融秩序复杂性

徐卫

第五次G20峰会12日下午在韩国首尔闭幕。尽管大会通过的《首尔宣言》表明，这个崛起于金融危机的全球财经权力机制将在后危机时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共识模糊而分歧深刻的特征同样表明，G20机制的转身已经不可避免。
峰会举行前，主要歧见似乎已经有所弥合。为峰会打前站的庆州G20财长会议已经就最主要的汇率问题达成协议——实施市场决定型汇率制度，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是，美联储突然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释放6000亿美元的决定，令G20峰会重新承受了重压。平和表象下的博弈，笼罩了整个峰会进程，这特别表现在最主要的三大议题上。汇率议题，宣言中最终加上了“提高汇率弹性”的措辞，尽管这与中国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表达相一致，但其中隐含着美欧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高度关注。贸易失衡议题，虽然作出了努力缩小贸易顺差跟逆差国之间差距的承诺，但是美国针对中、德等国的“外贸顺差占GDP比重不能超过4%”的提议未被采纳。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议题，德、法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银行税和金融交易税的主张没有成为共识。
相对于推进全球金融安全网络、发达国家将IMF投票权中6%的份额转移给新兴市场国家这两个切实成果，核心议题的磋商成果不仅有限，而且缺乏G20成员间合作的有效着力点。不仅如此，美国再一次将美元开闸放水激起了普遍的强烈反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说法是“很不喜欢”，巴西财长曼特加用货币战争的字眼对此加以形容，并提出了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和雷亚尔组成新世界储备货币的构想。而另外一些领导人的顾问们则建议，全球主要债权国中国、德国和日本应携手对美国不负责任减轻其实际债务的做法进行“某种约束”。
历史并不总是相似的。2008年11月15日，当20国领导人聚集于华盛顿召开首次峰会时，金融危机正在肆虐，防止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成为与会者的共识，而危机中心的美国也适时表现出了聆听与合作的姿态。由此，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主要规范者。然而，在整整两年之后，随着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情况的不同，当初防范通缩的共识已然消散。复苏最为强劲的经济体与仍在泥潭中挣扎的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不可避免会分化。这种分化是首尔峰会分化的根本原因。而美国也一改此前四次峰会的低姿态。以G20中最重要的中美两国在首尔的互动为例，虽然奥巴马在首尔将中国称作与美国并列的“领导国家”，比之前“中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定义更进一步，但是这不能掩盖美国近期对中国的攻击性博弈这一战略转变。
从根本上说，G20从短暂团结走向分化是必然的，这一进程只是还原了集体共管国际经济秩序的复杂性。其一，现实地看，G20成员经济资源、经济理念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整个集团的GDP总量占世界的85％，人口有40亿。这意味着成员国的价值取向和权利诉求不可能高度一致。其二，历史地看，G20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一种对话机制，其11年的发展过程正好见证了美国的权重下降过程，特别是2008年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取得霸权的开始，而G20却在记录其衰落。无论美元的衰落是趋势性刺青还是暂时表现，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美国必然要想方设法保持其规则制订者地位，这必然对其他G20成员的利益造成威胁，特别是上升期国家。
从这个角度说，观察G20峰会，不能只看达成了多少共识和协议，成员国是否会在有效约束下加以遵守，而更要看面对已经证明不合理和充满风险的国际金融秩序，成员国是否能深入探讨并找到改进之道。有建设性的博弈，好于没有建设性的空谈。而那些没有解决的主要议题，将伴随G20的演进，长期存在。徐立凡（北京　学者）

徐玉杰

G20峰会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