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政府岂能对砸门抢房束手无为

徐卫

　　“砸门抢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政府与开发商及其下游企业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政府注重的是得到开发商的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对于后期的监管则明显不足。
　　因为产权混乱一房多卖，黑龙江五常市只有346套房子的长安小区，最后进户时竟有至少500个“房主”，因此频现砸门抢房事件，参与盖楼的600余农民工也讨薪无门。面对这一片混乱，当地政府却表示已“尽了全力”。
　　先不要说这一表态一定是卸责。在这个麻烦不断的小区诞生的进程中，政府部门还是在场的。据记者调查，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曾根据长安小区的工程报价，向开发商收取了15万元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做了该做的事情”。房产局在发现一房多售后，也对开发商“作了处理”。
　　从程序上说，或许不能指摘当地政府部门出了什么问题。至于是否“尽了全力”，显然，这是一个无法进入考评序列、难以量化的说法，除非“尽全力”有了量化指标。你最多只能猜测，这一说法还多少透露出了一些另有隐情、另有无奈的信息。
　　如果当地政府部门没有程序问题，那么谁有问题？是开发商吗？小区开发商与建筑商的施工合同书曾有约定，如开发商没按规定拨款，建筑商所建楼权归其所有，并有权处理楼房。这个合同，相当于建筑市场普遍存在的“垫资施工”。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如果建筑商不先垫资，那么很难拿到工程。相关司法解释，垫资施工的条款合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开发商与建筑商最后惹出产权争议的这份合同，其主要精神也是合规的。
　　那么，“砸门抢房”的纰漏出在哪儿了呢？排除下来，竟然发现又是一个没有责任人的事件。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
　　问题出在执行过程中。当开发商违约后，小区在建楼房成为各相关利益方争夺的最后资源。建筑商用来冲抵建筑成本，担保公司、材料商、拆迁公司等用房子来抵款。在这个过程中，准业主们不知情，农民工们不知情，并成为整个链条的最终受害人。
　　常识告诉我们，由于处于利益的两端，业主与农民工们的权利，不能指望开发商或建筑商们保护，因此只能由政府提供保护。但是，这个关键环节显然被当地政府漏掉了。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卖房需经政府审发预售许可证，售房情况应在监管之下。但是，当地政府部门对一房多卖显然不知情。对开发商的所谓处理，已是事情闹大之后。发房本的部门对一房多卖不知道，还能说尽力了吗？实际上，不是束手无策，而是在监管过程中“束手无为”。
　　“砸门抢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政府与开发商及其下游企业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政府注重的是得到开发商的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对于后期的监管则明显不足。这是普遍存在的情况，也是“砸门抢房”之所以出现的内在原因。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住房对于政府来说不只是与经济利益有关的事，更是与民生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事。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就难免出现类似事件。而“尽全力”之说，丝毫不能减少政府部门的现实尴尬。

徐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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