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强：小谣言 大恐慌

徐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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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1月出版

在孔飞力的《叫魂》一书中，本是一个很小的民间谣言，却逐步演化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席卷大半个大清王朝，足以见得谣言所带来的后果之严重。对于孔飞力教授入木三分的写作及深入分析，读过的人都会有很深的感触。从谣言到恐慌的整个过程都较为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在读的过程中会较为深切的感受到那种从小谣言逐步发展为大恐慌的情形，深深烙印于我们的心底。在《叫魂》中，本来只是一件小事情，也就是村民间的一点个人小恩怨，只是选择了一种叫做叫魂的巫术来打击报复对方，结果由这种叫魂的巫术引起的事件就开始由村民们口耳相传，终于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直达弘历（乾隆皇帝）的皇宫。紧接着的是遍及整个清王朝的大搜查，从高层官员到下层官员，一直到底层民众，都被一种紧张而又恐慌的气氛包围，而最后的结果却不了了之。从古时的这种公共危机事件中，看到了国家权力如何运作以及如何从上至下控制局势的整个过程，那么对于现代化的我国来说有很大的警示作用，也警示着国家上层建筑需要更近一步完善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机制。
一、关于谣言
俗话说谣言（rumor）虽小，却后果及影响巨大。从《叫魂》一书的题目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叫魂一词后面诠释的内容，也即“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首先，谣言是由于民间的妖术——叫魂所引起的；其次，这种妖术通过谣言演变为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
对于谣言的定义，很多的社会学家都进行过研究。美国社会学家特.西塔布尼对谣言的定义较为著名，他认为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埃.莫兰认为“谣言没有任何根据，这大概才是谣言最难以推翻的定义了”。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教授认为“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认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纳普认为谣言是“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彼得森和吉斯特则认为谣言是“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从这些定义中，可以较为科学的看到谣言究竟为何物。谣言就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口耳相传的、大众感兴趣的事物或者事情。
在《叫魂》中，谣言主要是指由于吴石匠的案件，很多的村民开始出现闲言碎语，认为有很多不怀好意的人在进行叫魂，威胁到自己的安危。所以，后来只要是类似于叫魂巫术的日常行为，哪怕是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呼喊小孩子的名字，也会被村民们认为是在进行叫魂。“就在巨成及朋友被捕的当天，在萧山的另一地点，人们打死了一名走街串巷的白铁匠，只因为他们相信在他身上发现的两张护符是用于叫魂的咒文。官员们后来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两张用来向土地爷赎罪的普通符文，这位不幸的白铁匠则是在自己的祖坟砍树时才带上它们的。”这种不确定的妖术行为所引起的后果也没有得到过证实，“说到底，又有谁见过有人因叫魂的缘故而生病或死去呢？恰恰相反，倒是人民的轻信已经扰乱了民间的秩序”。 那么，百姓所认为的“妖术”究竟为何物？《叫魂》第一章中说道，“阮知县早已在造桥的工匠中进行过个别调查，亦没有发现有将人名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证据。原来所谓的妖术竟是如此！”，那么这就是村民口中所谓的妖术行为。原来这就是“叫魂妖术”，并非实际发生于百姓生活中却又在谣言的催化下逐步引起了了恐慌。
二、谣言的影响力和民众的社会心理
（一）谣言对民众的影响
对于叫魂的巫术，本身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因为这仅仅只是民间的一种妖术，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它真真切切存在，但是在老百姓中还是有很深的根基。书中孔飞力对叫魂是这样定义的：“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由于民间巫术依然深深扎根于农民心中，这种说巫术事关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命运。而缺乏对这种宗教迷信巫术认识的农民，除了带有敬畏之心外，更多的是避而远之，不希望惹祸上身，造成自己的命运不济。从叫魂案的一开始，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农民也即叫魂发起人想要报复他的两个侄儿，于是找石匠帮忙，将他们的名字植入桥桩，想要通过叫魂这种巫术来使他的两个侄儿得到报应。尽管这位农夫后来受到了当地府衙的审讯，但在这次小小的事件中，石匠从此也惹上了祸。“然而，妖术问题给吴石匠带来的麻烦却并未就此结束。过不多久，他就会被卷入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炸中”。而谣言从此也拉开了序幕，逐步在全国发展为燎原之势。由于吴石匠是德清人，继而这种因谣言引起的恐慌扩大至整个德清人。后来的一位叫兆计美的德清人因为被人抓住后审问，因编造故事未能将吴石匠辨认出来而免遭厄运。后来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严重，由于这种叫魂引起的恐慌遂逐步扩大，并涉及到不同的人群。后来这位农夫的事情流传开后，流言开始蔓延开来，以至于石匠或者与巫术有关的一切宗教人士都受到了普通大众的怀疑，并且提高了警惕。原本的巫术，经过谣言的加工润色，以及农民们的口耳相传，不断地演化变质，甚至出现了“几大术师”这样的说法，后来直接导致了南方某些地区以及北方一些地方农民对这种巫术的大恐慌。最后在皇宫里的弘历寝食难安，压力巨大，只好发动下层官员进行严查彻办。谣言在巫术事件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因为担心害怕或者其本身就信奉这种巫术，农民们不仅不遏制谣言，反而变本加厉。
（二）民众的社会心理分析
勒庞对大众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单个人孤立的时候是个有教养的人，一旦融入到一定的群体中后，就逐步丧失了理智，在群体中变得狂热，成为野蛮人。而且群体很容易受到暗示，受一些个人模糊记忆的影响而变得轻信他人。由于普通民众对于叫魂这样的民间信仰存在敬畏之心，同时也涉及到个人及孩子们的安危，于是他们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也进入了一种草木皆兵的状态。于是对于任何有关叫魂的谣言或者流言都不放过，并且只要有半点与叫魂有关系的迹象就会大动干戈，于是鼓动群体中的其他人一起来审讯所谓与叫魂案件有关的犯案人,萧山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前去杭州某地化缘的巨成与年迈的净心在一个村庄遇到了两位小孩，只是问了他们的名字，结果就被孩子的父母盘问，甚至有一大群焦急不安的村民围过来。这些人群就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这两个和尚肯定不是什么好人”，“烧死他们！”，还有人甚至吼道“在河里淹死他们！”。“在那里，一大群在街头观剧的人抓住了一个可疑的‘要人’，将他殴打致死，然后又焚烧了他的尸体。”这些人开始变得野蛮起来，也逐步丧失了往常的理智。后来事态扩大化，很多的和尚都被牵涉进了这场谣言中。另外，勒庞认为“群体没有逻辑推理能力，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叫魂》中，大众群体进行谣传，将谣言从较轻逐步演化为席卷整个大清帝国的大事件，与他们没有逻辑推理能力是有相当大的关联的。这也就证实了勒庞所描述的大众在群体中的心理表现。

徐卫

二、大恐慌的形成
民间的这种谣言，在大众的不断参与过程中，在政府的不断追捕中，在酷刑的逼迫下，在谎言的添加剂下，在威胁到大清政权的象征——辫子的情况下，逐步发展到了各省都要围剿的地步。“到6月21日，大恐慌已经越出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而扩散到近千里之外的上游城市汉阳府。”，过了一段时间后，从弘历的宫中得知“7月29日，弘历向各省总督巡抚发出了一分紧急诏谕，宣布山东逮捕了若干人犯，命令对大术师予以追捕。弘历现在认为，在山东所发生的妖术案件并不仅仅对长江中下游各省，也对整个帝国构成了威胁。”，由此弘历认为这种因妖术引起的案件已经遍布了全国，正以一种蔓延之势发生开来。那么，民间的叫魂妖术由谣言而引起的恐慌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也使得大清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坐立难安，并亲自参与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剿与追捕所谓“妖术术师”的运动中。弘历害怕的并非是妖术本身，而是因为这种妖术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罪”的象征了，那么民间的这种普通信仰行为已经对大清政权的社会安定造成了威胁，尤其是割辫行为。
三、从谣言到恐慌中发现问题
1.谣言威力之大，不可忽视。因为涉及大清政权基础的稳定，涉及到当时社会人心的稳定，所以弘历不得不对有关“叫魂案件”进行彻查和严办。弘历之所以会感到恐慌甚至大为恼怒，是因为叫魂过程中涉及割辫这种行为，而长辫子是满族人的一个象征性标志，这也象征着满人对汉人的统治。于是弘历担心汉人及相关“妖党” 是不是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威胁满人的统治，主要表现是不满满人在装扮上对汉人的强制。这就牵扯到政治，事关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那么弘历在对这件事情的查处中，由于过于重视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使得底下的官员不敢怠慢，甚至还出现了有些官员对“犯案者”屈打成招施以酷刑的现象，使得本已漫天飞的关于叫魂的谣言越来越严重。后来的严查不仅不能使真相水落石出，反而还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最后查来查去，弘历却意识到这只是一场“闹剧”而已，并非是汉人借由“叫魂案”来反对满清统治。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那几大所谓的“妖术家”都是虚构出来的，在有些屈打成招的过程中，由于谎言而编造出来的人，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叫魂“妖术家”。当然，事已至此，并应该迅速结束。但弘历必须要为自己这种大规模的搜查行动却没有给百姓一个明确交待而必须找一个借口，不然其龙威何在？总不能因此而善罢甘休。于是弘历也就只好对参与办案的官员按照查案过程中的功过来进行赏罚，办事不利的就降职或者罢官，查办案件有功的就论功行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令人哭笑不得而又令当朝最高统治者尴尬的结果？为什么弘历如此大力气彻查，却没有收到他预想的结果？谣言以及谎言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很大的推动和催化作用，官员们欺上瞒下，对下面的民众屈打成招，而民众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编造谎言，谣言不仅不止，反而持续恶化。
2.谣言缘起于民众，同时成为可资利用的工具。一方面，有的人希望通过这种谣言，希望能从中渔利；另外一方面，有的人希望能借这个谣言的风波中解决自己与他人的私下恩怨，于是就变成了一个互相斗狠的局面，并且愈演愈烈。还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因为民众会有这样的心态，会有嫉妒仇恨心理，必定是对他人生活状况越来越好的眼红。有些民众借助于这个过程而检举揭发自己憎恨的人或者平时有过节的人，以此达到自己“借刀杀人”的目的。在恐慌中，还有人借此来解决私人恩怨，借叫魂来发泄自己对他人的不满和仇恨。最终演化为了一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结果形成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局面，而非人与巫术间的斗争。“但慈相寺事件证实他们的一种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刁习之徒利用民间恐慌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底层民众在诉诸自己的请求或者帮助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没有办法伸张正义，没有办法通过官方渠道使自己的损失得到补偿，于是只好转而求其次，认为通过一些精神层面的宗教来打击报复或者得到心理上的安慰。而叫魂这种巫术，据说其危害性非常大，也刚好满足了那些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伸张正义的人的需求。那么，这些都使得农民们深信不疑，根本不会质疑叫魂是否真能要人性命或者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3无形的谣言却成为有形的杀人工具。在谣言的整个过程中，弘历从刚开始的担忧到后来的彻底追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官员被贬职或者撤换，可以看到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从政权上层来看，尽管最后的结果并没有给大清王朝造成大的影响，但却让统治者弘历不得不采取行动。从官僚阶层来看，尽管只是执行弘历的搜查命令，但是万一不小心就会有杀头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官员因为办事不利或者追查不彻底，或者是欺上瞒下而被撤职等不幸遭遇。在追捕过程中，弘历也发现了下层官员并非个个都积极执行命令，有的官员只是为了尽快结束这令其有可能掉乌纱帽危险的事件，才在追捕过程中实行严刑逼供，甚至不惜牺牲任何代价都要抓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术师”，以向皇帝交待。因此才导致了很多无辜的民众要么被严刑逼问所致死，要么因为被认为与叫魂有关而被其他民众误杀而死。整个谣言到大恐慌的过程，死伤无数，最终竟然也只是以偃旗息鼓的方式结束。

徐晓夫

谣言传千遍就成了‘真话’，是因为你“信以为真”了。

徐玉杰

以讹传讹，造就了一个很小的民间谣言，
却逐步演化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