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宁：人民币升值何时是头？

徐卫

　　如果我们的产业结构有了实质性的调整，经济增长实现了由外需驱动转向以内需为主，人民币的汇率预期反倒会有重大的变化，不仅升值幅度有限，而且也有可能随市场供求关系呈相反方向变化。
　　2011年，人民币汇率问题会比以往更加引人关注，可以肯定，升值将仍然是基本方向，而且，升值的幅度和速度将会有所变化。
　　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已经突破6.6。经济界关注的是，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已经打开“盖子”，会继续一路升值下去，到哪里是升值的“尽头”？
　　人民币最近升值速度加快，还是在于外汇供给偏多，市场上的外汇需求则相对乏力。外汇供给偏多，自然与美国的货币“量化宽松”做法有关。在美国两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美元处于超额发行状态，大量的美元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开始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由过去实行了几年的较为宽松的货币发行，突然转向偏紧的货币政策。在加息、连续上调银行准备金率的政策干预下，市场中的人民币“头寸”明显紧张。在一“松”一“紧”的货币政策相互作用下，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经背景值得高度关注，即美国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变化。
　　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并不时形成一些压力，包括要出台专门针对所谓中国操纵货币汇率的正式报告。但过去几年，声音虽在，行动有限，因为前两年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恢复经济需要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国债就是一例)，在汇率问题上即便施压，但也要有所节制。2011年情况会有所不同。
　　2011年，美国经济虽然没有全面复苏，但早已走出危机的低谷，经济救助已经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政策选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会对有关经济变动的机制因素更加关注，包括国际分工、进出口贸易平衡、货币汇率等问题。在经济运行由危机走向复苏的过程中，在相关利益集团的诉求下，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利益交锋的焦点一定会转移，从总体方向看，对人民币汇率会由温和施压转向较为强势施压，不排除在今年内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和做法，逼使人民币加快升值。
　　实际上，美国已经出台“出口倍增计划”，并已运行一年，即要用五年的时间使美国的出口增加一倍。从出口的结构看，如果美国真要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将要大幅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而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在不考虑技术因素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采取弱势美元才能相对降低成本，增强竞争优势。因此，美国的“量化宽松”做法是“一箭双雕”，既刺激了国内经济，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别国产品的竞争力。恰恰是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具有最强的竞争优势，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抵消这种竞争优势，符合美国的近期和长期预期。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仍然在不断积累，并面临一些新的变动环境。尽管由于通胀因素在加大，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在下降，但对外却呈现升值势头，而且这种情况将是一种长期的趋势。就像美元在国内的购买力并未明显下降，而对其他货币却大幅贬值一样，一种货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分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是由于当前的国际生产分工和国际货币制度所造成的，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消失。
　　自实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始终在升值，很少回头。人民币升值到哪里会是头？或人民币升值的最后“底限”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难直接回答的问题。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就是一种金融产品在市场的价格变动，在这一点上和股票价格的波动是一样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还在增加，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需驱动力量仍然不变，甚至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大大高于美国，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难以停止，升值的空间也是难以预料的。30多年前，瑞士法郎要用四个才能换到一个美元，而今天瑞士法郎的比值已在美元之上。
　　从策略上看，近期人民币升值较快有助于堵住美国人的口，适当缓解压力，似乎也是一种经济外交的需要，体现灵活而有弹性的原则。另一方面，不能把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变成为美国压力下的产物，即便是升值，也应该随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市场供求关系而动。
　　人民币升值固然是不利因素，增加了一些国内出口产业的困难，但也并非完全不利。现在大量的出口产品不仅附加值低，缺乏技术含量，而且耗费资源、污染环境，并容易引发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为谋得一些经济利益付出了过多的成本，不符合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果我们的产业结构有了实质性的调整，经济增长实现了由外需驱动转向以内需为主，人民币的汇率预期反倒会有重大的变化，不仅升值幅度有限，而且也有可能随市场供求关系呈相反方向变化。(作者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徐玉杰

升与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