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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可以说到现在也没有很明确。孔子许多思想是很好的,有许多积极的意见。书中的许多道理现在还是适用的,如对待人的要求、对待学问的要求等。
对 《论语》的研究曾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宣扬的是一种封建反动思想,不值得学习;另一种认为它包含了古代文学的精华,有许多可以传承的地方。即使是现在,能够较深刻具体地讨论此问题的人也不多。大家虽各持己见,但是都不能给出具体有力的论述,没有太多的成果。后来我发现一本书,作者是匡亚明,曾担任过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的校长。他用一生的积累写了一本 《求索》,阐述自己对《论语》的认识,书中既赞成好的观点,也承认其中的错误,并且给予了每一部分具体的分析和因果论述。我认为这本书是目前为止写《论语》写得最好的。比如说里面具体的一句话:你力气大,很勇敢。力气大就勇敢吗?如果他去打坏人自然勇敢,如果是去做坏事又怎么能称为勇敢呢?
这给我很大的启发:世界上的很多事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两种可能。有些事表面上看上去很好,实际并不好,有些看上去不好的,但在某些方面又能发挥作用。任何事物都不会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比如我们现在讲和而不同,我感觉我们做学问,很多时候也是和而不同的。又比如我们读书究竟为自己读还是为别人读?是要读得多还是读得好?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孔夫子的想法是说读书要首先为己,当然也可以为人,比如将来教学。但首先要先充实自己。有些人读的书很多,但是没有好好思考过,读的书虽然多但是内容都不懂。有些人书读的不多,但是读过的书都读的很通,能深刻认识到书中的知识并能解决具体问题。有些人读书浅尝辄止,好像读懂了一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别人一旦提出深一点的问题,他就不懂了。有些人能说会道,花言巧语,而实质上却是在欺骗别人。另一些人虽然不太会说话,但读的书多,很真实。每个人将来的生活会怎样,与他个人的人品有很大的联系。如果你不能明确将来要做什么,那么很多时间就会被浪费掉,而目标一旦明确,那就离成功很近。
我再举个例子。现在大学语文的课程解放前也是有的,中文系开的相关课程叫民族写作,其他系叫大一国文。大一国文当时有教材,但并没有统一,各校各定方针,多数由教师自定上课内容,所以当时这门课起到的作用并不大。解放后,由于院系调整,学习苏联的体制,该课程被取消了。当时一边倒的学习方式,直接导致我们的大学生失去了了解我国自身文化的机会。
尽管我们之前的教学方法也不是很好,但总比一点也不懂好多了。这种做法导致我们对本国的文化弃而不顾,甚至于后来一些学外语的人说语文也不要学了,就读俄语。后来还是匡亚明先生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组织编写一部语文教材,恢复语文课程。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成立了大学语文研究会,大家都来参加,并最终编好了教材,有白话也有文言,结构也是比较合理的,直到现在也还在用。以此为基础,国内很多大学也逐渐开设了大学语文的专门课程。
可以说,大学语文是从无到有,是从既缺乏师资又缺乏教材的艰难处境中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到今天有了一定规模。虽然不能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方法已经很合理了,但至少通过大学语文的教学,从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文化得到了传承。当然现在的问题还是很多,教学方法上的毛病也还是很多。
我到美国去参观过几次,他们也有这个课程,但不叫大学语文。每个学校都开了文学名著课堂,老师带领学生们阅读名著,而且不是那种死板的教师讲学生听。美国学生上课,有坐着的、躺着的、立着的,大家很自由,课堂氛围很活跃。学生们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得好的、不好的,对的、错的,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辨别。所以他们的课堂是无所不谈、兴趣广泛。在美国,许多硕士博士之间的讨论都是好多人分成好几个小组一起讨论,畅所欲言,有不同的意见都互相提出来,这就自然而然营造了良好的研究氛围。在美国的很多学校,学生每学期必修的学分中,只有一半的学分需要在本系本专业修得,另一半可由学生到各个系去任选自己喜欢的科目来学习。这个办法很好,本系你可以多学几科,但不能只看和这个系有关的书,每一科包括理工科都与其他学科有一定联系。不要学文科只看到文科,那就太窄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根据作者在东方讲坛·立信会计学院演讲点的录音整理,本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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