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华：高新技术要成势须与传统产业深度嫁接

徐卫

　　“真正能够解决振兴(问题)的，还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部前部长徐冠华对本报记者表示。
　　徐称，此间有关产业振兴的舆论，大多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层面，对传统产业有所忽略，“这是一个战略迷失”。
　　徐冠华强调，劳动力密集型、以制造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和高新、新兴产业是“皮和毛”的关系，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处在就业形势严峻、经济布局深刻调整的关口，希望政府企业能够看透两种产业的内中关系，做出正确选择。
　　行政导向之弊
　　《21世纪》：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认为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一环，各省纷纷把上马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产业重大项目作为重点。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徐冠华：这正是我担忧的。用行政命令指定一个地方的产业发展重点和技术路径，确实有利于政绩、形象的短期展现，但这么一来，各种资源自然要向海外技术引进项目倾斜，这等于压制了国内产业生长空间，强化西方主导的国际产业格局。是为人作嫁啊！
　　比如中国电视机产业就是一例。当年全国彩电业一窝蜂引进阴级射线管(CRT)，等到95%零配件国产化了，人家推出平板显示技术，到今天又是高世代液晶。中国这边巨资买进，人家用你的钱升级研发，你永远是爬行追赶，跳不出别人代际更替的技术牢笼。
　　《21世纪》：你2002年已提出，放弃跟踪和模仿，加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现在“十二五”规划又进一步强调自主研发，如此情形下，“以市场换技术”的跟踪战术，今天为何依然大行其道？
　　徐冠华：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并擅长运用要素配置，追求规模的快速扩张，精于引进技术和投资实现产业化，但不善于也缺乏耐心推动自主创新。2004年我们曾做统计，我国企业技术引进消化比率为1∶0.15，与日韩企业1∶5-8相距甚远。
　　这种现象，与我国经济生活中政府导向过于强大有关。全球应用性发明专利，绝大部分由企业完成，我国和美国一样，70%以上专利是由小企业创造的，小企业平均创新能力是大企业的2倍以上。
　　但是，我国行政导向下的经济资源，很大一块用于技术引进，对自主研发形成挤出效应；由于引进耗资过巨，企业只能抑制二次开发和技术升级，等产品下线，又面临新品冲击，只得考虑再次引进，开发费用也就越加紧张。2005年的数据是，中国研发投入仅占GDP的 1.2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4%，发达国家为3%左右。
　　传统与新兴的“皮毛关系”
　　《21世纪》：研发的不足，似乎并没有抑制我国产业的增长。国外一项研究显示，去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
　　徐冠华：还是回到国际价格体系看问题。去年我从小小一支笔入手，围绕制笔业核心技术及关键部件国产化问题，专门组队赴浙江、上海进行调研，试图就中国高产能在全球经济利益格局中的位置，做一个“解剖麻雀”式的对策解读。
　　结果发现，我国3000余家制笔企业中，以年销售额1亿元以下中小企业为主。一支圆珠笔，美国售价一美元左右，中国得到的利润只有区区人民币2到5分钱；我们进而发现，美国那边的市场价，有特定的款式订单对应，款式变则价格变，细节虽然繁杂，但主导权在美国企业研发部门。
　　一支笔如此，一架飞机也是这样，你看我国的专利申请情况，外企外资主要分布在高科技领域，无线电传输、移动通讯、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分别占93%、91%、85%、69%、60%，而我国仅有万分之三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
　　很明显，没有自主产权的高新和新兴产业，只能接受类似圆珠笔这种5分钱和1美元之间的掠夺性价差。按照如此收益格局，越是引进人家的技术，下一步发展就越是被动。
　　《21世纪》：技术差距是客观事实，但我们又不能搞“技术闭关”，如何扭转“中国制造”产业附加值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下游这一局面呢？
　　徐冠华：必须盯住附加值而不是产量，看透传统产业和高新产业的内在关系。
　　经合组织 (OECD)给了我一个数据，IT、生物科技这类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附加值(EVA)所占比重，无论是美日，还是欧盟，都没有超过10%，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传统行业。
　　西方人讲究“临床数据”， 产业培植也用上医学概念。传统产业历史悠久，产业基础深厚，从研发到技术整个队伍非常成熟，具备可信的临床基础。而技术创新是个风险活儿，需要庞大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另外，传统行业在产业布局中树大根深，影响面广，一旦转型成功，就是明星产业，带动“一片”产业升级改造。所以高新技术要成势头，必须和传统行业深度嫁接，附在传统行业这张皮上。
　　给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21世纪》：在高新技术和传统行业嫁接方面，我国现状怎样？
　　徐冠华：一提新技术就是跑项目，在行政审批圈子里打滚，脱离技术革新基本土壤，这是现状，但正面临变化。
　　国内外传统行业的主体，都是中小企业，但我国现有体制下，中小企业推动创新的空间很窄，大型企业又喜欢搞技术引进这种立竿见影的事。我们只有承认这个现实，想办法让创新服务业构成足够的吸引力，让各级政府的产业动作，从以项目操作为主转变为以环境建设为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国际上看，美国政府要求新能源汽车重点发展燃料电池技术，日本政府指定第五代计算机、数字电视上主导技术，都以失败告终；在我国，各地为重大技术项目落地血本招商，但就业、维稳效果都不如人意，中央又修正了“唯GDP”考核路线，重型化、资本密集型项目的审批限制日趋严格。
　　我的看法，受国内外种种事态影响，地方政府为了突破可持续发展的困局，开始慢慢滋生利益动力，给更多的中小企业创造生存机会。
　　《21世纪》：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创新力量的支持，如何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徐冠华：站在国家层面，没必要对地方要求太多，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中央政策先做改变，良性影响地方政府，进而创造社会创新气氛，激励中国企业获得核心技术。
　　对传统企业的政策支持，要改进的很多，如研究开发税前抵扣政策，鼓励企业留存于技术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单纯以就业量评价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和创新服务业，规范中介机构管理，公共研发机构市场化等等，带动传统产业实现升级发展，创造行业自由进入和自然淘汰的环境。
　　这里要特别强调传统行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科技开发融资问题。和各方接触时，我总听到一大堆专业理由，比如说中小企业缺乏有形资产，缺乏有效经营数据，难以提供大规模融资担保；科技开发周期较长、风险较大，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使政府难以承受等等。
　　我的观点是，在我国风险投资与新型资本市场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国内大银行作为国家控股企业，本身就有社会责任，承担技术层面之外的科技融资支持；但同时，国家财政层面，也要提供基本政策环境，比如以政府风险基金补偿的形式，降低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风险；出台财政补贴、不良资产核销等措施，鼓励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另外在知识产权交易等方面出台配套措施，倡导特大型企业与为其服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连接等等，这是一个综合政策工程。

徐晓夫

失去传统就丢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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