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丛剑：能以生命托付的教授

徐卫

　　医学领域粗略可分为内、外、妇、儿四大类别，其中妇科显得有些尴尬，临床需求多，研究成果却很少。当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徐丛剑教授因在妇科基础研究取得卓越成绩，成功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的消息传开时，不少业内人士都感慨“真是不易”。
　　记者想要采访这位患者眼中“仗义、耐心”的教授时，却吃了三次“闭门羹”。理由很简单―――“我真没什么好报道的。”记者只好选择“曲线救国”，让他的患者、弟子和同事们，勾勒一幅徐教授的速写像。
　　病人：看到他心就定了
　　徐丛剑擅长妇科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治。找到他的患者大多面临生活绝境：要忍受身体的痛苦，要撇下放心不下的家庭，有的甚至还要面对夫妻关系的破裂。此时，憨厚而没有架子的徐教授，成了她们最贴心的人，“他与我们同悲喜”。
　　曾患晚期肿瘤的周女士最信任徐教授，住院时逢人便说，“只要看到徐医生，我就心定了。”不巧，徐教授要到外地出差，临走查房时，周女士特意嘱咐，“徐医生，回来后千万要记得先来看我哦。”几天后徐丛剑回沪，晚上八点下了飞机，九点半就出现在周女士跟前，仔细询问她的病情发展情况，直到十点才离开。“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徐医生真记住了。”周女士感动地说。
　　患卵巢癌晚期的孙女士已发生癌转移，手术切除后，家里几个子女为是否化疗产生严重分歧。徐丛剑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解释，“恶性程度高的肿瘤，很可能会对化疗极为敏感。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试试吧。”患者家属将信将疑，决定试试看。三个疗程后，孙女士癌灶有所减少，病情竟奇迹般地得到控制。如今，全家人提及徐教授，总是有说不尽的感激。
　　徐丛剑名气越来越大，四处求医无果、慕名而来的病人都会说，“我就把命交给您了”。她们得到的，也总是这样的回答：“还有什么比生命的‘重托’更重要呢？要是我们不全心全意，就是做人‘不仗义’了。”
　　弟子：老师敢于追梦
　　徐丛剑带了十来个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王宜生对导师最大的印象是耐心―――看病耐心，教书耐心，几乎没有发脾气的时候。“老师依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水平，设定不同目标，不断激励我们努力。”
　　弟子们记得，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颁给发现人乳头状病毒（即“HPV病毒”）的德国科学家豪森，消息传来，导师异常兴奋，“事实证明，妇科基础研究前景一片大好，希望我们也能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学生们对此都感到诧异，徐教授随即“搬”出历史：上世纪50年代，一种名叫“绒癌”的妇科疾病深深困扰着医生，英国医学专家曾断言：如果得了绒癌，患者必死无疑。但绒癌在我国却遇到了“克星”。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妇产科专家宋鸿钊教授通过一系列基础临床研究，极大地提高了绒癌的治疗效果。时至今日，绒癌的临床分期全部依据中国标准制定。
　　在徐丛剑的带领下，“追梦”脚步从不松懈。卵巢癌异常凶险，死亡率占妇科肿瘤首位，传统化疗却先天不足，剂量少了会复发，剂量多了，又好坏细胞“一刀切”。徐教授团队创新设计了卵巢癌靶向化疗“路径”，实现了正确识别肿瘤细胞、降低副作用的双重效果。
　　同行：一腔激情少有
　　“徐丛剑对医学研究的满腔激情实在少有”，这是许多同行的评价。
　　有同事劝他，“你科研成果也不少了，不如多开点门诊，既创造经济效益，又赢口碑。”他没动心，每周开足三个半天门诊之外，余下精力都投在基础研究上。他反过来劝同事，“多做基础研究，多搞普查普治，以后更多患者就能免于病痛。这样的效益，要比单单看门诊高出多少倍呢！”
　　刚留在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时，老师曾劝过徐丛剑，“你别研究宫颈癌了，前途不会好。”徐丛剑却没听从。让他和老师都意外的是，从1998年开始，申城宫颈癌发病率一路“走高”，成为名列前茅的“红颜杀手”。而宫颈癌筛查，却面临一个“悖论”：HPV病毒筛查成本虽低，诊断效能却不高；想要精准地筛查出早期患者，须配以连续完善的随访体系，违背了普查低成本、广覆盖的原则。
　　徐教授团队试图突破瓶颈，找寻“整合态”的HPV病毒，也就是等HPV病毒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宫颈癌诊断有更大意义时，再进行专项普查。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专利阶段，预计投入临床后将极大提升普查效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徐丛剑有个12岁的儿子，同行问他让不让儿子接班，他回答：“如果他喜欢当医生，我会感到非常高兴。只要没有过多的欲望，医生行业不但衣食无忧，还能治病救人，这样理想的职业，有什么理由不选择呢？”

徐玉杰

老师敢于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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