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如何拯救我们的餐桌

徐卫

国人的饮食消费，风险系数正在高升。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瘦肉精、毒豆芽系列事件的出现，不仅撼动着社会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而且已经实实在在影响到了人们的消费抉择——香港婴幼儿奶粉抢购热，就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一个写照。这种情况的延续对于整个食品市场的打击不可能是轻微和短暂的。
社会对于食品领域的整体负面评价形成后，整个市场会实质性萎缩。能不买的就不买，能买同类替代产品的就买同类替代产品，在食品业整体信用危如覆巢的情况下，即使矢志于做质量过硬的品牌，也难保完卵。恶性循环一旦形成，恶性规则就会建立起来：埋头做好产品不如斜眼攻击竞争对手。做高端产品就不如做一般产品，做一般产品有时还不如做伪劣产品。其结果是，劣币完全清除良币占领市场。
规则混乱，缺乏互信，影响广大公众的日常生活，这是典型的市场失灵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之前侧重的是营养干预，现在侧重的是安全干预。然而，新近曝光的“养鱼执法”表明，与食品业生产和经营环节存在的“中毒”症状相比，个别地方的食品监管体系同样中了毒。如果说，“九龙治水”表明的是监管效率低下的话，“养鱼执法”则表明，食品领域不仅是监管效率低下的问题，还有监管异化为不当寻租工具的问题。利益考量之下，如何保证得了我们餐桌上的安全？
食品监管寄生于不法行为当中，当然可以视为商业不道德与行政不道德的合流。但是，仅仅从道德层面进行提醒式的纠偏，显然不能令合流者的牟利逻辑就此失效。事实反复证明，即使外部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再大，不当利益共同体不会就此羞惭，挑战公共道德底线的行为不会就此停步。事实还证明，监管机制存在着的问题已到了不能视而不见的地步。不从制度设计层面着手纠偏，令公众匪夷所思的事还会出现。
对于“养鱼执法”的运行内因，给出的理由是由于财政体制不顺，致使监管者“养鱼”而不“杀鱼”，用罚款经济充当办公经费。这个理由，一方面抵达了监管不力的深层次领域，但却不能成为“养鱼”的动机辩词。行政处罚法早已确立法定原则，执法者有法不依，用全民授权作部门利益交换，还表现出受迫性式的委屈，这约等于是一种行政犯错后的撒娇。认可了这种理由，等于浪费制度设计层面纠偏的契机。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不仅已不容给相关生产者和经营者制度宽容的空间，同样也不能给相关的“养鱼”执法者制度宽容的空间。
食品监管不力，不是部门之间的财政分配不均，不是职能部门经费不够，而是出自两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过大的行政成本摊薄了执法所需经费，另一方面，能够影响干预监管的通道过于宽敞，降低了执法效率，削弱了执法成果。在财政收入增幅总是超过GDP增幅的情况下，如果行政经费能够合理使用，食品监管经费怎么可能不足？如果监管者在制度约束下既能独立执法又难以逾越制度规范，哪来“养鱼”的条件和勇气？
因此，保卫我们的餐桌，不仅是食品领域的事，不仅是食品监管体系的事，而且是涉及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能否建立，政府部门的授权和约束机制能否更规范地建立起来。重树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维护监管者的公信力，不是抓几个肇事者以示惩戒就可以做到，需要的是对社会管理和政府管理的严肃而系统的制度改进。从这个角度说，餐桌的不干净，是一次次对于制度改进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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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夫

严查严办，杀一警百。

徐玉杰

起来，起来，我们到了无可忍受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