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钢职工徐武: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精神病人 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两次从精神病院逃脱。最近这次,他从武汉潜至广州向媒体求救。武汉派便衣警察南下,4月27日在电视台大院附近将其公然掳走,再次关进精神病房。警方拟定的通稿说,徐武要去北京搞爆炸,属偏执型精神病。徐武及其父母驳斥警方说辞,披露他耐不住酷刑逼供,按要求领罪画押。警方后以判刑相要挟,骗取他家人同意送院,原承诺只“治疗”几个月,哪知一关就是四年。 勇敢的南方媒体报道了徐武的悲惨经历,强力部门与地方国企犹如独立王国,联手制造的囚禁关押令人恐怖。徐武事件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肆意缉捕公民,而在于非常娴熟地将公民定义为精神病人。为了坐实这一虚假名目,让它披上合法外衣,又不惜扭曲法治程序及医学鉴定规则。所有这些步骤配合默契,就像流水线一样,按需生产出他们想要的“精神病人”,并且无从申诉和解脱。 徐武不是第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精神病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他们只要表达权利,却被当做疯子对待。在这些被冠之以病人的公民身上,反映出各种各样的扭曲,其间闪现着差不多的黑暗逻辑。可以看到,精神病院已经成为重要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病人,决定他们的生死。而将疯人院当做治理工具的做法越来越常见,这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流行病。 现有的精神病管理体系脱离了法律轨道,在一种受到遮蔽的环境下运行,外界只能从徐武等侥幸逃脱者那里一窥内情。根据徐武陈述,他在里面经常受到电击,这是疯人院里实现压服的传统手段,是对不遵守某种秩序的惩罚。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得不到救济,这是一种比刑罚更冷酷的处置。尤其在于,即使是正常人受到构陷,一旦沦落此境,也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 对青睐及掌控精神病院系统的人来说,这种法外力量可以躲避法律监督,免除了许多正常监管的麻烦。但它所增加的效率,是牺牲**之后随之涨高的暴力程度。精神疾病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被冷落,宽泛的鉴定解释只是为了打压的需要。就像徐武一样,他目前完全处于隔绝的境地,毫无司法救济的渠道。这种令人绝对孤立的状态也许是某些人想要的,却有绝对危险。 动辄把正常人送进疯人院,看似省掉了社会治理的麻烦,却会引发更大的麻烦。负责治理的人就此推卸了责任,长此以往,他们不愿意再面对真问题,社会治理的能力在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矛盾被积蓄起来,疯人院成了权力倚靠的后院,可它们不是议事机构,无法解决问题,只能将问题复杂化,最终仍要反弹到治理系统,那时压力更大。 不管它怎么看管严密,对被精神病人施加多么严厉的恐吓,疯人院终究是关不住的,徐武的反抗就是一例。被强加的“精神病人”要飞越疯人院,这是法治的必然方向,也是人性中不会被制服的隐伏力量,电击和药丸都不能消灭它。有些人高估了疯人院的威慑力,更低估了公众因为反感和恐惧而拆掉它的能力。精神病院的未来终归掌握在大众手上。 疯人院可以解释当前的许多状况,它既有现实针对性,又带着强烈的隐喻色彩。有人说它是禁锢的空间,又何尝不是提供了更多揣度空间?疯人院强行收治正常人是为罪,也是显而易见的恶,这样的罪恶必须要被遏制。正因为人性和**不可能永远被剥夺,疯人院一定会有恢复其正常功能和面貌的一天。 请记住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尾:反抗的酋长搬起石槽,砸破桎梏,飞越了主人公没来得及飞越的疯人院。徐武出逃是为了遇见可信的媒体与人,即使他现在又被关进疯人院,并不代表他的挣扎失去了意义。媒体多做鼓与呼,希望大众了解离奇故事背后的疯狂逻辑,在将疯人院当成一种治理模式的病态环境下共同努力。这是让我们免除“被精神病”厄运的可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