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事件记者手记】“不受欢迎”的人，却一直试图改变社会

徐卫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常常对着报纸皱眉，感叹，这个社会怎么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

　　【财新网】（记者 周凯莉）在尘土漫天的武汉某条街道，我对着同行的一名女记者，掉下一滴眼泪。在那顿犒劳自己的火锅中，我和她一起抑郁了，兴许还基于汹涌的失望，或者绝望。（相关专题：中国精神病收治乱象）
　　毫不讳言，对于一名在前线采访的记者，这似乎是不够专业的表现。此前的2011年4月27日，徐武被7名警察和武钢工作人员从广东南方电视台大院内掳回武汉，被送到他一直奋力逃离的“疯人院”。
　　5月7日，徐武母亲向我描述她在“疯人院”里见到的徐武的样子——情绪低落，不想说话，唯独想着“一定要出去，要做司法鉴定”。
　　而早先的4月19日，徐武第二次飞跃“疯人院”，模仿电影里的情景，用床单裹住窗户的铁栏，木棍搅动床单，铁栏松开。溜回自由的世界，他在一个偷拍的视频中，笑着说：“我是徐武啊，我逃出来了，从精神病院，关了4年多。”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几乎没有多少人喜欢徐武，因为他没完没了的上访，也因为他不讨喜的个性，和九头牛拉不回来的偏执，说好听点，是执著。
　　而这个“不受欢迎”的人，却一直试图改变社会。比如，他认为厂里允许职工赚外快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职工怎么可以用公家的东西自己赚钱呢？”他跟厂方闹腾，有时甚至只是因为少了一副手套的劳保福利。
　　他去上访，去打官司，几乎状告了武汉当地所有的行政单位，他因为看不惯各种事情。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小的教育告诉他，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公平、公正是这个社会的原则，只要勤奋劳动，就能改变命运。但是，现实的世界却不是这样。于是，他常常对着报纸皱眉，感叹，这个社会怎么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去徐武家的时候，恰好是周日，楼下负责“监视”徐家的几名工作人员刚刚离开。我爬上这幢老旧的宿舍楼。
　　我问邻居，一个胖胖的老头。他不语，只是指指徐武家门。
　　我多问几句，老头怒了，“啪”地关上门。
　　继而，他又对着窗户向我解释：“对不起，如果我今天跟记者说话了，以后会被搞死的。”
　　是什么让人们惊恐如此？或者是什么让这些人对“被精神病”习以为常，我很不清楚。
　　对于调查报道，我一直保持这样的观点，低调、隐忍，“悄悄进村，打枪的不要”。记者在公共事件中，只起观察者、记录者的作用，不可人为推动事件的无序发展，更要避免把自己置于新闻中心。
　　不过，我依然理解同行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基于良知的抗争。一个冷酷的说法，对嗜血的媒体来说，若不是徐武在南方电视台被7名彪形大汉掳走，谁会对这桩司空见惯的“被精神病”案投入如此巨大的媒体资源？
　　我曾在一条微博里写过当下中国媒体记者们面对的残酷现实：事件发生，往往蝗虫们还未聚集，就被杀虫剂杀死；或者，蝗虫们迅速聚集，又不得不很快散去，留下当事者“独自哭泣”。
　　这也如徐武父母所担心的，一旦关心徐武的媒体报道和舆论关注急速降温，徐武事件会何去何从？
　　徐武妈妈曾这样问我：“不论什么情况，你们还会跟进么？”我很想说“当然”，但未出口。武汉的天气已然很热，徐武妈妈并未逼问，她站起身，给我倒了一杯豆浆。她说，自家磨的，清暑。我尝了一口，有些滞重。
　　静默中，徐武妈妈扭过头，她眼里有一星泪光，但很快，闪烁不见。■

徐晓夫

可惜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徐晓夫

可惜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徐玉杰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