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被动经济政策已到调整时

徐卫

　　习惯于“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最近越来越扑朔迷离。自去年11月CPI攀升至5.1%到今年5月创出5.5%的34个月新高，货币从紧调节已经少有异议。CPI6月攀升至6%的普遍预期也继续支持着货币紧缩。然而，风并没有稳定地朝一个方向刮,这给货币从紧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
　　治胀口径发生变化
　　在国内实体经济可能迫使货币从紧趋于审慎的微观现象很多只是还没有得到宏观层面的总结。许多中小企业，要么面临破产风险，要么在严重的亏损中。由于中小企业对于GDP的贡献率远大于大企业，这意味着今年一季度9.4%的GDP增长率可能难以保持。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却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大宗商品市场，自4月7日布伦特原油期货触及127美元上方高点后，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动力已经不足，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暴跌微涨的态势。进入5月底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跌的走势几乎已经确立。IEA释放6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后，纽约原油一度跌至4个月的新低。在热点区域，争吵之后，希腊终于通过了紧缩计划，在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生活燃油费用之外，还要出售包括39个机场、850个港口在内约占希腊GDP三分之一的国有资产，为获得第一轮第五期以及第二轮救援铺平了道路。北非、中东的形势尽管仍处在动荡之中，甚至可能出现第二轮动荡，但是如同数十年以来的阿以冲突并未持续抬升风险一样，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对于经济的冲击效应正在递减，并渐趋稳固。这减弱了美元和欧元的长期风险。特别是美元，美国在伊、阿两个战场撤军启动后，不但为停止国会争吵达成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创造了条件，也为美元走强创造了条件。现在缺的，只是一些关键经济数据的转好。
　　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不可能不对已经确立的货币政策发生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显现在舆论上的分化。在第二次全球智库峰会上，厉以宁表示，“现在已经紧缩过度了，如果不及时改变方向，中国就不是没有发生滞涨的可能性。”麦金农则称，由于热钱的流入，“中国中央银行很难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最明确的表述，来自**总理。在访问欧洲三国前夕的6月23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从2010年1月以来，银行准备金率和基准存贷款利率分别上调了12次和4次。货币和信贷供应因此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他同时强调，“我们有信心，物价上涨今年会得到牢牢控制。”相较于4月13日温总理强调的“通胀压力正在加大，通胀预期正在上升”，表述口径发生了很大变化。将表述口径的变化仅仅理解为着重于外宣诉求，显然是不全面的。口径的变化，在6月26日再次被确认，**在伦敦讲话中坦率地表示，“今年维持通胀在4%以下有一定困难，但应可以控制在5%以下。”　这意味着，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划定的全年CPI增长4%的控制线或将上移至5%。
　　通胀预期管理目标提升的前提，是GDP能够获得较高速度的增长。在经济出现局部滞涨风险的时候上移通胀控制线，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动用所有货币和汇率工具防范通胀之后，将打出最后一张牌以保增长对冲通胀。
　　凯恩斯代替货币主义
　　治胀思维
　　自将治理通胀列为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以来，货币主义思路大行其道。比如，认定货币超发是通胀的主要内在因素。而持续收紧货币未能收到明显成效，原因是解读为由于货币太多，央行从紧政策所能控制的流动性有限，因此不能迅速压住通胀。这种观点当然是对的。但是，用从紧手段治胀的风险在于，静态的理论模式难以与动态的、真实市场环境共融。
　　中国的通胀推手，种类繁多。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操之于他人是推手，热钱的冲击是推手尽管相对于社会融资总量，热钱的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巨量外汇占款是推手，但是，更大的推手来自中间加价环节。比如，物流不畅增加的成本，日常商品和服务垄断式经营增加的成本，未能起到公平分配作用的重税制度增加的成本等等。在这些成本当中，有历史原因造成的加价，比如因“以路养路”模式所刺激出的高速公路乱收费，也有机制性腐败造成的加价，比如不合理的垄断经营。事实上，在CPI的构成中，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腐败CPI。这是CPI居高不下的隐藏原因，也是任何货币工具所不能解决的，只有依靠包括政治改进在内的综合治理手段，才能加以解决。如果继续迷恋货币主义思维，治胀的效果固然有限，滞涨的风险反而会加大。
　　**总理对于治理通胀的新表述，不仅有结论，而且演示了逻辑。在英国接见有关中方代表时**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以影响一个政权的稳定。”这番话表明的是对于治理通胀的新认识。
　　这种认识与凯恩斯有相近之处。凯恩斯认为货币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第二位的，而货币主义则认为“唯有货币最重要”，是控制通胀和经济波动的唯一要素。显然，凯恩斯更适合解释中国治胀的难度。
　　加息天花板将至
　　从这个角度去看货币政策的运用，空间已经不大。即使因为6月高企的CPI数据，确有加息的必要，其天花板也已可触到。从央行的角度讲，倾向加息是必然的，因为防止通胀本来就是央行首要甚至唯一的任务。但是，一方面，加息不能对通胀产生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局部滞涨风险的考量也会令决策层更加审慎。
　　无论是否还要加息，有一点已可明确：货币政策既有内部时滞也具有外部时滞，为了防止决策、运行和影响时滞时间过长，对于从紧货币政策重新考量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考量如果过晚，那么有可能重演防通胀过晚的一幕，从而使得受内外部条件严重制约的货币政策总是在被动中运行，而不是获得应有的主动性。如果通过灵活的政策调适，让今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8%-9%以上，那么对CPI的容忍度就可以加大。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分配制度上，全民能够享受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带来的福利。从根本上说，如果全民和企业的抗通胀能力越高，CPI的危险性就越低。相对于CPI预期管理目标来说，全民和企业的财产增长能力更需要设定目标。这也意味着，财政政策、汇率政策要像货币政策一样，更积极地投入到调整进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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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夫

只要能控制物价上涨，群众都会支持的。

徐玉杰

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