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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我党"三杰"取信特务头子徐恩曾智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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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7 13: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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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新浪读书配图)
  徐恩曾春风得意,野心勃勃地想在创建国民党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徐记“总务科”设在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隔壁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对外挂的是“正元实业社”的招牌。
  特务头子徐恩曾,老奸巨猾,心狠手辣,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无所不为。
  徐恩曾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又受过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美国留过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生活中成了一个涂满多种颜色的变色龙。他的训话中,常常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鼓吹“四维”、“八德”,仿佛自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时而举行私人舞会,时而邀少数亲信到野外“Picnic”(野宴),过着洋化的生活,一变又成为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
  事实上,徐恩曾的私生活极其糜烂,他的姘头无数,玩弄的女性更多。仅正式夫人就有三位。
  元配梅于琴,浙江吴兴人。起初两人感情还可以,自从徐恩曾爬上了高位,在外花天酒地,两人关系有了变化。徐恩曾后来和她断绝了来往,梅氏一直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
  第二个夫人名叫王书青,辽宁人,燕京大学肄业。本来,徐恩曾看中的是王书青在南京的妹妹王书元,他和王书元姘居后,为表示对王书元的喜爱和对蒋介石的效忠,将他的办公地点特地定名为“正元实业社”。将“领袖”与姘妇并重,也只有徐恩曾才做得出来。一次,王书青来看望妹妹,被徐恩曾看中,盯住不放,将王书青弄到了手。这时,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在美国留学,徐恩曾凭借权势,强迫其丈夫写下字据,将王书青拱手让给了自己。
  第三位夫人是费侠,此人曾留学苏联并替党做过一些工作,回国后叛变。徐恩曾见过费侠一面,即对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侠姘居。1938年春,两人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视女人为玩物的做法很反感,徐、费两人结婚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
  而国民党内的官员,甚至是二陈“CC派”的某些上层人物,也痛骂徐恩曾不学无术,男盗女娼,败坏党国形象,是个鸡鸣狗盗之徒。
  徐恩曾在南京一上任,便立即扩充人员,增加经费,扩大训练机构,充实内部,并派特务打入国民党警宪机关活动。当时,徐恩曾最为关心的大事是:在上海重用杨登瀛,在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如长江沿岸各地,准备建立秘密基层机关,进行侦察活动。同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以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名义,组织这个秘密机关,建立各地基层机构。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不容易保密,便选定中山东路五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为中心的秘密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实际上,这里虽然是指挥机关,人手却并不多,钱壮飞为总务科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有的负责管理电台,有的担任秘书、会计,有的则成了他和李克农进行联系的秘密交通员,他的女婿刘杞夫就充任了这样一个角色。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喜好女色,整天在舞场和妓院里鬼混,他几乎把什么事都推给了自己的“心腹”钱壮飞,由他一手办理。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而首先看到这些文件的当然是钱壮飞。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谓“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也同时有了一个副本。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恩曾视招揽到的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为他的三员得力干将,岂不知,有了他们,中共中央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搜集我党的情报,而且要收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特别是反蒋派和反陈派的情报。基于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委和特科二科的指示,“帮助”陈、徐他们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李克农等三人手中。通过筹建这些特务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进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这一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它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东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直接负责,同时在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后来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了“长城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则由钱壮飞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均由这个通讯社作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李克农经陈赓转给周恩来。从此以后,钱壮飞便主持了国民党全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主持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胡底则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情报。
  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他们三人的活动更加方便,每次李克农到南京,便在中央饭店住下,三人在这里一块商谈工作,过组织生活。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来的我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了事。而国民党需要什么情报,李克农等人便“闭门造车”,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直把徐恩曾高兴得拍案叫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成立了一个与直属中央负责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的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党小组长,往返于京沪之间指导工作。李克农、胡底每次来到南京,都住在离总务科不远的中央饭店,三人在此碰头,商谈重大问题,党小组讨论决定后,再分头执行。
  伴随着中共情报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健全,国民党大量的军政情报源源而来。中共中央得以及时洞察和掌握国民党的最新动向,掩护暴露身份的同志提前转移,制定正确的对敌政策。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第二次军事“围剿”时,钱壮飞将得到的情报迅速传递给李克农,经李克农转交陈赓,由中央送往苏区,使红军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次,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会议,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消息,准备破坏。李克农迅即将情报交给宋季仁,由宋季仁向党中央报告,避免了重大损失。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钱壮飞、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了的“材料”而已。
  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非常想了解张学良的动向,几次派情报人员出关,均被张学良起用的日本特工搞掉。不得已,只得动用钱壮飞,命他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为了慎重起见,除派胡底一同前往外,还特派情报科科长陈赓前往协助钱壮飞。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到东北旅行一星期。由于一路上有当地组织负责保护,所以根本不会发生什么情况。陈赓利用这次机会,顺便视察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为中央带回许多重要的秘密情报。从东北回来后,李克农和他们在一起,经过研究,写成了一份4万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后,将报告交给徐恩曾后,徐仅看了一部分便连连称赞“了不起”,“实在了不起”,并惊叹“哪来这么好的材料”。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称赞和惊叹绝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钱壮飞这次东北之行,的确获得不少“情况”。首先,由于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帮助,特别是李克农、陈赓等人的具体筹划和组织,该报告提供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其中固然有闭门造车的内容,可也有许多实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东北之行,还在东北建立了一套能够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情报的系统。陈赓、钱壮飞东北之行异常成功,正像有些同志讲的:利用他的钱、他的名义,把全部情报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这是情报工作最好的办法。这是当年做得最好的一例,但也不是唯一的一例。
  钱壮飞为了取信徐恩曾,也的确费了一番工夫,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消徐恩曾的疑虑,他除采取其他各项活动以投徐恩曾所好外,还特地将夫人和两个儿子接到上海一起生活。徐恩曾不仅对钱壮飞提供的情报确信不疑,而且对钱壮飞的为人也颇有好感。徐恩曾喜近女色,但惧怕夫人,他当时在上海“藏娇金屋”,和钱壮飞一家住在同一幢楼上,平日里便托他帮助照看。据张振华(钱壮飞夫人)回忆说:当时徐恩曾对钱壮飞确实是“密托知己”。她说:“当时我们住在法租界甘世东路拉斐德东路新兴顺里四号,与徐恩曾的姘头“密斯王”同住一幢房子。记得“密斯王”后来大了肚子,进医院打胎。她从医院出来后,就住在我家,睡在我床边……”当时徐和王还是偷偷摸摸地姘居,他对钱壮飞亲自“帮忙”安排十分满意,越发引为“知己”,倚为左右手,视为“亲信”。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钱壮飞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徐恩曾虽然将钱壮飞视为心腹,非常信任,但有一件东西,却紧紧抓住,不曾放手,即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东西就像是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时,他总是把这东西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便无法搞到,钱壮飞早就想把这个东西弄到手,但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后来经过精心谋划,利用徐恩曾一次赴宴的机会,终于复制了这个密码本。有了这个密码本,许多机密、最重要的尖端情报也就很轻易能够搞到。后来顾顺章叛变时,凭着这个密码本,钱壮飞才得以及时了解全部情况,从而使中共中央免遭灭顶之灾。
  像钱壮飞在南京的做法那样,李克农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为掩护,把所得的情报,全部送交陈赓。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徐恩曾的情报,凡属于有关我党活动的,大都夸大其词,不着边际。徐恩曾对李克农送去的那些情报,也从不怀疑,一律照转上去。李克农还护送了党的许多干部,并帮助党组织输送了许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当时,中共许多重要干部前往南京,皆由他护送。1930年初,刘伯承前往武汉指挥**,就由中央负责同志当面交待李克农护送刘伯承经由南京去武汉。李克农的传记作者,生动地记述了他这次护送的经过:
  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
  身穿蓝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在此等候,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一辆雪佛兰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人还有几米远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常。当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后钻进车内。汽车启动后,坐在前座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李立三指指坐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宁。事后,蒋介石及其他的特务机构虽然也掌握了刘伯承离沪的情报,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是李克农只身一人将刘伯承送往南京的。
  后来李克农谈到此事时说:那时还做了护送干部的工作。“我党干部到南京总是我送。刘伯承也是我送的。是李立三当面交给我的,要我‘好好送去’。我送干部是坐头等车,我们有他,上去以后很神气,叫人家‘让开,让开’。到了南京,就在中央饭店楼上一住……”
  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于1929年底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进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蒋介石几次欲破坏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企图均告失败,特别是李克农等人及时报告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和嘉奖。这个小组取得了巨大成绩,是中央特科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打进去”的典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我党员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下,在敌人最为致命的地方,夺取了极为重要的阵地。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活动在敌人的心脏,以自己的机智和胆略,以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演出了中共地下工作史上最为壮烈、辉煌的一幕,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艰巨任务。
  关于在敌人心脏中战斗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的原因,李克农说:“那时敌我双方都没有实际经验。敌人是统治阶级,它暴露的原因在外面。我们党转入地下以后,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政策对头,依靠群众是可以进行隐蔽斗争的。”“归根结底,当时我们处于地下,是隐蔽的,成天在那里研究敌情,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敌人是暴露的。另外,他们缺乏人才,我们就抓住时机打进去,敌人在上海、南京、天津建立的侦察点都控制在我们手里。”
  对于这场关系两党命运的较量,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只得认输。他在过了将近30年后写的回忆录中谈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
  我党的地下组织机构非常严密。我上任后的开头几个月里,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摸索着的瞎子,然而到这一年(1930年)年底情况有点突破,开始摸到了我党秘密组织的门道。。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是一个我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三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我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徐恩曾:“TheInvisibleConflict”1957)。
  徐恩曾这一过失使得他的顶头上司陈立夫十分恼火,直到1980年7月2日,他在写给蔡孟坚的信中还以责备的语气说:“其时双方做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40年代国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庆碰到李克农的时候,神色尴尬地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这是挨了痛打之后多么无可奈何的哀叹呀!
  事实正是这样,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利用国民党在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务机关,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为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取得了辉煌战果。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粉碎叛徒顾顺章出卖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发表于 2011-7-27 16:28 | 显示全部楼层
潜伏的真实
发表于 2011-7-27 16:28 | 显示全部楼层
潜伏的真实
发表于 2011-7-27 20:17 | 显示全部楼层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就看谁的作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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