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英：中国管理研究应有本土特征

徐卫

　　作为一个典型的研究型学者，徐淑英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所以，虽然已经是华人管理研究领域公认的领袖，但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实在很难搜索到她的信息。一些媒体在引用她的学术观点时，甚至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而是直接翻译成“徐安妮”（她的英文名是Anne　Tsui）。
　　她确实不善于面对媒体，她把这归因于口才不好。但是现在，徐淑英却不得不要求自己与媒体合作，好让自己的理念和所做的事情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她那间略显促狭的办公室里，徐淑英拿出整整十几页纸，上面是她根据记者事先提供的采访提纲所准备的详细答案。“我的普通话很不好，事先准备好，就不怕胡言乱语了。”她有些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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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徐淑英看来，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有几个阶段很重要。小时候只有她和母亲两个人生活，六七岁开始就要帮助母亲捉菜虫、做手工，“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我做事情非常专注。可能因为抓虫和做手工需要很好的注意力，我的注意力就这样练出来了。”9岁的时候，徐淑英随母亲从上海去了香港，在那里长大并接受教育。“妈妈不爱讲话，也很少微笑，她唯一微笑的时候就是我把好的成绩单带回家，所以我读书很用功。”
　　1970年，21岁的徐淑英飞往美国最北部的一个城市求学。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赚学费的她常常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宿舍，从小生活在亚热带的她直到现在还忘不了夜晚独自一人在巴士站等车时遭遇的寒冷。但在后来和人聊起这段经历时，她总是庆幸地说，比起同时期中国大陆那些被卷进“文革”漩涡的同胞，这样的痛苦就算不上什么了。
　　她坦承经历过很多次失败。比如她最初主修的并不是管理，而是心理学，考硕士的时候，因一门关于美国文化的考试考得不好，申请的10个学校都没有录取她。最后，她在一位老师的建议下，去读了和心理学联系很紧的人事管理专业。“我的个性是往前看的，总结一下失败的原因，学到了经验，注意力就马上回到该做的事情上去了。”她说。
　　硕士读完之后，徐淑英进入著名的control　data公司（CDC，控制数据公司），但在从事人事工作时，她发现自己所学的远远不够，于是又回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在这期间，徐淑英对研究发生了更大的兴趣。所以，从1981年开始，她先后在美国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任教。1988年，美国几个大公司重组，裁员很严重。徐淑英对这个现象作了深入研究后开展了两个重要研究课题：企业雇佣关系和员工多样性问题。
　　1995年对于徐淑英来说，非常重要。她接受邀请回到香港科技大学创建组织管理系。这一年，美国管理学会主席也邀请徐淑英担任《管理学会学报》的主编，该期刊是世界管理学界最顶尖的期刊。就在同一时期，徐淑英关注到了中国大陆管理学研究的情况，并开始致力于中国和国际的管理学交流工作。实际上，直到1995年回到香港之前，已经在美教了14年管理学课程的徐淑英对中国内地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我之前所做的研究完全是针对美国的。我不懂中国，对中国很陌生。我9岁时离开上海，在香港待了12年，1970年到美国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另一个文化当中。”徐淑英说。
　　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徐淑英曾访问复旦和**等几所大学，她发现内地大学对管理研究非常有热情，但不知道怎么做，由于起步比较晚，再加上语言等问题，国内的管理学研究与国际水平差距很大。于是，她向科大申请了一项基金，用于对内地的教师和学者进行国际水平研究方法论培训。
　　2000年，徐淑英到北大做了一年的学术休假。这期间，她筹备成立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同时也开始创办《组织管理研究》期刊。之所以创办这样一个学会，徐淑英说，是为了系统地把中国的管理研究平台提高，将国内和国外的资源进行整合，为双方提供交流和沟通的渠道。由于语言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很难拿到国际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所以《组织管理研究》不仅仅能帮助中国学者发表论文，同时还能起到指导作用。“每一篇论文投来，不管质量怎么样，我们都会很好地回馈，指导他们把研究做得更好。即使不能发表，也可以学到东西。”徐淑英说。
　　在她看来，除了提升中国管理研究的水平，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是管理研究的本土化。“目前，全球管理知识的主要贡献者是那些研究美国本土企业的美国学者，然而，现有研究结果中的大部分并不能在其他国家简单地复制，这表明现有的管理知识还远远算不上普遍知识。”徐淑英在一篇倡导本土化研究的文章中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美国顶尖的管理学术杂志很欢迎对中国的研究,　因为编辑和研究者们都喜欢了解中国管理，他们想知道在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都有些什么特征，这也是我们中国学者的机会所在。十分可惜的是，目前已发表的中国管理研究文章几乎显示不出本土化的特征。”正因为这个原因，她目前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积极推动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研究。在她和国内外众多研究中国管理学者的努力下，《组织管理研究》已经位列SS-CI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管理期刊的第15名。她说：“我做事情一直很坚持，不轻易放弃。每件事情我都会用120%的力量去做好，把事情交给别人之前就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尽到我的能力，可不可以做得更好，这也是我对学生的要求。”
　　与之伴随的，则是徐淑英个人学术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根据一项统计，在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徐淑英是世界商业和经济学领域中被引用最多的100位学者之一；在1981至2001年间，在世界管理学界，她被引用的次数排在第21位。在1981至2004年间，在全球前30本管理期刊发表过的25000个作者中，徐淑英排名49，（到99名再是一个中国学者）。她还被选为美国管理学会2011－2012年度的会长。该学会成立于1936年，至今拥有110个国家的19528名会员，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管理学协会。
　　从2003年开始，徐淑英开始担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同时作为国内几所重要大学的访问教授，继续致力于传播管理学研究方法，推动本土的管理学研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张维迎在评价徐淑英为光华近年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时，称其为“最重要的功臣之一”。
　　徐淑英一直坚持着读博士时养成的工作习惯：上午6点起床运动(现在她改为晚上运动)，7点开始工作；平均一周工作六天半，星期五晚上奖励自己尽量不工作，星期天上午去教堂——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很谦虚，采访的过程中几次提到自己遭遇的失败和能力上的不足。“年轻时，我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想到什么就去做，也不考虑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时间，所以有的事情最后做得很不好。年龄大些了，才慢慢学会说对不起，这个事情我做不了。”
　　采访结束时，记者提议为她拍照。她笑容优雅地拿起最新一期的《组织管理研究》放在胸前，“这里面的文章其实都很有趣，做得很扎实，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看到它，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做研究的学者。”
　　经济观察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管理研究的？
　　徐淑英：1995年去香港之后。我对中国的研究，功劳要归樊景立老师，他是台湾人，比我早一年到香港科大。他邀请我共同做一个“关系”的研究，从那开始，我慢慢对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概念有点了解。另外，我在科大所带的博士生大多都是大陆出来的，他们的研究样本都是中国的，所以，我从学生那里也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国的情况。
　　经济观察报：这样看来，香港科技大学的经历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徐淑英：是的。实际上，我刚去的时候，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管理系。从来没想到跟大陆的研究有什么关系。但是，科大当时对内地很关注，很支持和内地大学合作研究。有一次我们去访问几所内地大学，发现他们对管理研究非常热心，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他们很希望跟国际接轨。我们就想到了做培训，主要针对内地高校的一些优秀学生和老师。我们申请了一项基金，1999年做了第一期培训班。结果发现，接受培训的老师们注意力并不在研究，而在教学上，总是问有什么案例可以拿来教学生、怎么教等等。我们就说你们是来学习研究的，不是来学习教学的。第二班、第三班就好多了，他们会说，你们让我们大开眼界，真不知道研究原来是这样做的。
　　经济观察报：近几年，国内的管理学研究似乎有了一定的发展？
　　徐淑英：中国管理研究目前在全球学术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所有顶尖的学术期刊都已经发表过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国学者也很努力，对理论和方法的把握都很好，但有两个严重不足。第一，已有的研究还没有找到中国管理的特征；第二，中国企业界对管理学院的研究不了解，也不满意。可以说，30年的中国管理研究在学术和实践上还没有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这样的情况不能全怪商学院和研究者，有制度的问题。商学院努力做和实践有关的研究，但还不够，还需要政府和科研制度、企业的配合。我希望企业界能够关心和支持商学院的研究，因为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创造知识，帮助企业运作，提高管理和竞争力，它们是最终的受益者，但企业还没意识到。
　　经济观察报：企业应该是很乐意配合的，政府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具体是指？
　　徐淑英：比如政府对高校研究只看数量。很多论文在学术上面的贡献一点都没有，大家不管什么课题都做，只要能发表，甚至不关心自己做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对于商学院教学在制度上进行控制。比如MBA教育的问题，国内的商学院，除了老师和研究生要做科研，MBA学生也要出论文，每个商学院有几百个MBA学生，每个同学做一篇论文，要一个指导老师、三个评审老师，这是极大的投入，这些学生没有受过系统的如何做研究的培训，老师自己的研究水平也不理想，导致大部分论文质量低下。这样的项目非常浪费资源，太不值得了。我希望教育部能改革一下MBA的论文制度。
　　经济观察报：商学院自身的情况呢？
　　徐淑英：这30年来企业发展得很快，需要的职业经理数量大大超过商学院能提供的，所以现在商学院的教学量极大，老师的科研时间很少。除了一些海归，大部分老师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研究培训，都是边学边做，要做高质量的研究是不太现实的。还是需要借助国际学者的资源，用合作的方法来进行比较有水平的研究。
　　我也希望每个商学院把自己定位在擅长的领域，集中重要的资源和团队用来探讨一个问题。目前我只看到几个商学院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题目。比如南京大学商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项目，浙江大学有一个团队在研究创业创新的问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有一批老师在做领导力的研究，这些队伍都已有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希望商学院能更多地关注一个或是两个专题的研究，把大量的科研资源放在这些项目上，鼓励老师一起去参与。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很多方法和角度去做同一个题目，就会有很好的成果。现在的情况是，每个老师做很多题目，每个题目之间没多大关系，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东西也不够深入。这不是个人的原因，现在的制度下，老师只能这样做，努力评职称。
　　再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MBA教育的问题，有些规定非常不合理，也浪费了国家的资源。
　　经济观察报：那么管理学者到底是应该专注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呢，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培育企业中有实际需要的人呢？
　　徐淑英：大学的老师不管研究的是什么领域，他的研究最终是要对社会有帮助的。管理学也一样，而且管理是一个实践领域，跟工程、法律等学科一样，一定要考虑实践上的需求，然后给出方案。但老师的责任是研究，不是咨询，如果是为了解企业，没问题，但如果是为了赚钱就不对。所以我总提倡没有经验的老师可以去旁听EMBA课，了解一下什么是好企业，在台下听课的是50个身经百战的成功老总，听他们交流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年轻老师最好不要去为企业做咨询或讲课，因为很容易赚钱赚得高兴了，就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个研究者。
　　经济观察报：在国内，上EMBA课的学生往往是抱着结识对自己有用的人的目的去学的。
　　徐淑英：没有问题，因为管理到底还是从经验里学习，我们做研究也是从好的经验里面总结原则。学员间互相交流是可以学到东西的。但是这不应该是他去读EMBA的唯一目的，读EMBA还是要去学习，虽然现在主要还是教国外的理论和管理方法，国内好的研究模式还没有被系统地放到课程中去，这种状况是我们的责任。从这方面讲，学员的那些个人经验就很重要了。
　　经济观察报：目前国内管理学研究的本土化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学者都有哪些？
　　徐淑英：我认为樊景立老师是做得比较好的，还有几个其他的学者。现在正在做中国本土研究的真的不多，假如今天我能给你很多名字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了。
　　经济观察报：真正的本土化有可能么？毕竟你所用的方法和概念都是西方的。
　　徐淑英：当然有可能。概念和方法确实受西方的影响，但科学的概念是说，你的测量要准确，叫信度，你得出来结论要可信，这叫效度。达到信度和效度这两个标准就是科学。
　　中国本土研究就是，第一你要关注本土问题，不是人家的问题；第二，你解释这个问题时，逻辑可以用本土的逻辑，有些逻辑可能是通用的逻辑。比如企业分红，员工就努力工作，这符合社会交换理论，是通用的逻辑。但还有一种情况，雇主把员工当亲人，员工把企业当家，自发地为企业负责，而不提回报，这样的“关系”就是本土的，西方是没有的。如果你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只需要测量员工对雇主是家人的感觉重一些还是回报的愿望更强烈一些，用的测量方法是不是西方的无所谓，只要有效果、得到的结论符合现实就可以了。做学问就是要了解为什么，之后知道怎么做。了解了员工的动机，你才不会误解他们，才能采取正确的激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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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己特色，终将难成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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