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放弃即将拿到的博士学位

徐卫

泰戈尔在北京天坛（一说先农坛）草坪与青年学生见面。泰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因搀扶，徐志摩翻译。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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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解玺璋

　　但是无论如何，离了婚的徐志摩，在回到剑桥（即他笔下之康桥）之后，似乎体会到了生活“更大的愉快”。他的写诗的冲动，应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在《猛虎集序言》中讲到当时的情形：

　　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徐志摩全集》）
　　又说：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
　　徐志摩突然结束在剑桥的学习，启程回国，是在1922年8月。林徽因早于1921年10月先回国了。仿佛离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在剑桥，他又一次放弃了可能取得的博士学位。也许他惦记着林徽因，也许他思念着离别五年的家乡及“最爱的父亲”和“可怜的娘”，也许他听到了师友对他的召唤，不管怎么样，以他的性格，还是说走就走，绝不拖延。实际上，1921年12月11日，舒新城写信给梁启超，报告解决中国公学风潮的情形，以及今后发展教育事业的计划，已经提到徐志摩。他说，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只有师生与朋友最可靠，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一起相处久了，情意融洽，纵有错误，亦可谅解。如果是外人，骤然相遇，不论思想如何一致，始终客客气气，决难同甘共苦。所以他建议：“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刘秉麟）、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
　　舒新城这里所说，应该是梁启超欧游回国后开始推进的振兴中国文化，即所谓“中国文艺复兴”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实现这一计划，最急需的莫过于优秀人才。因此，催促徐志摩回国是很自然的，并不奇怪。情急之中他们甚至想到要从成立不久的湖南自修大学邀彼中良分子一两位来此。因为梁启超在给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的复信中告诉他们：“徐志摩大约不能速归。”这是张公权告诉梁启超的，他是张幼仪的四哥，他们之间经常互通消息，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尚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虽然不能马上回国为老师的宏大规划助一臂之力，但他也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20年9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主办的《改造》杂志整顿后重新出刊，徐志摩陆续贡献了他的文章《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安斯坦即爱因斯坦）、《罗素游俄记书后》、《评韦尔斯之游俄记》等。英国的欧格敦先生有一个出版世界哲学丛书的计划，罗素推荐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徐志摩听说后，于1921年11月7日给罗素写了一封信，指出胡适此书与这套丛书的体例并不一致，也不适合西方读者阅读，他又不可能专门为这套丛书动笔写一本，于是他说：“我想起梁启超先生，就是送给你一幅画的那位；他是这个出版计划的最适当人选。你大概也知道，他是中国最渊博学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畅文笔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国思想，以及介绍并普及西学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万分钦仰。他在学问上吸收与区别的能力是别人永不能望其肩背的。所以我们如果能找到他承担此事，那就最好不过了，我想他是肯答应的。只要你挥函一通，劝他写一本标准的有关中国思想的书，并将丛书的总纲向他说明，我相信这会大大推动他本来就惊人的创作力，他就必然会十分乐意把书写出来。”（《徐志摩全集》）
　　这件事此后未能实行是非常遗憾的。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没有一部很好的、适合西方读者阅读的有关中国思想的书，这是很令人感到遗憾的事。不过，由此倒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徐志摩心中的地位。他9月中旬从马赛起航，到达上海是10月15日。父亲、母亲和祖母都到上海来接他。毕竟分别了五年，见面后，大家都是悲喜交集，泪流满面。他先陪祖母往普陀山烧香，然后又陪父亲去南京，听了两三场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此时梁启超正在南京讲学，趁便他一并拜访了老师。不知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否回过硖石老家，但至少12月初，他已经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他在12月15日写给英国学者傅来义的信中说道：“我回到中国已整整两月了，在北京也有两周了。”
　　他到北京，则引起了梁启超的一些不安。这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关系在双方家长的促成下已经得到了确认。1923年1月7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通报：“思成和徽因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因须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他又征求大女儿的意见：“林家欲即行定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怎样呢？”或许就是这样的情况，迫使梁启超写了那封胡适在《追悼志摩》中一再引用的长信。梁启超是深爱着徐志摩的，他既不希望儿子的婚姻出现问题，又担心徐志摩过分沉溺在感情中影响到他的健康。3月18日，他在写给陈叔通、黄溯初、张东荪、张君劢的信中，谈到《时事新报》改组一事：“鄙意须由东荪负全部编辑之责，（放园主张用我名义，亦无不可，但事实上须东荪总揽耳。）每周出三张，第一张政谈及中外政治之纪载（经济状况及其他杂件），由东荪、君劢主任。第二张即学灯变相（学行及教育事项），由我主任。第三张文艺，请志摩主任。若能鼓起兴致办去，必有异彩。”
　　梁启超的这个提议不知为何没有落实。这时的徐志摩就住在石虎胡同7号松坡图书馆，这里是该馆的二馆，专藏西文书，图书部主任蒋百里、总务部主任蹇季常都在此办公。这里还是讲学社的总部，蒋百里兼任讲学社的总干事。这样一来，徐志摩就被安排住在这里，帮助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也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5月，康有为漫游至津，梁启超盛情邀请他到北京一游，并将徐志摩介绍给他，还为徐志摩向康有为求字，他在致康有为的信函中称赞徐志摩：“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谒之少年，其人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顷方将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译为英文也。”这里像极了一个父亲在夸奖自己的儿子。
　　1924年春节，徐志摩是在老家度过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定于4月来华，为落实泰戈尔的住所问题，3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蹇季常，这时，徐志摩还没有回到北京。梁启超在信中说：“志摩既未来，我想此事（预备招待事）要陈博生负点责任。”但是，3月7日北京《晨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都刊登了徐志摩的《泰谷尔来信》（泰谷尔即泰戈尔），估计就是从硖石寄出的。
　　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徐志摩已提前来到上海迎候。泰戈尔是应北平讲学社的邀请到中国考察的。随同泰戈尔来中国的，还有他的英国朋友恩厚之、他的大弟子Kaildas Nay和女秘书美国人葛玲姑娘（Miss Green），以及印度的Bose和Sen两位教授，他们一位是美术家，一位是研究宗教学的。徐志摩作为讲学社派出的翻译，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全程陪伴他们。12日清晨，到上海汇山码头迎候他们的，除了徐志摩，还有张君劢、郑振铎、瞿菊农；王统照作为讲演录的编辑，也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
　　泰戈尔下榻沧州饭店，下午，徐志摩陪他们游览了龙华古寺。第二天，“下午一时先在闸北寺中与印度诗人集会，到三时至慕尔鸣路（今茂名路）三十七号聚会，在蒋百里家（一说张君劢家，据《蒋百里年谱》记载：“百里在上海慕尔鸣路租屋，以为往来居住之用。”）与欢迎者摄影。十四日陪同游西湖，十六日回沪。北上至南京济南各有一次讲演，二十三日到北京，作六次的公开演讲，二十七日在京应京中各文学者的公宴。所有演讲均由志摩担任翻译。”（《徐志摩：年谱与评述》）

徐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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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夫

学位对他来说，已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