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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贲
经济危机和其他多事之秋时期,往往格外考验人们应对危机的理性能力。在这种时候,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情绪冲动,希望自己一生气,一不高兴,事情就会朝愿望的方向去变化。
3月20日,加拿大《多伦多星报》报道,日前,安大略省新民主党议员科莫斯在议会上突然拿出一面安大略省旗,指责采购部门舍弃多伦多当地的旗帜制造商不用,向中国订制省旗。科莫斯说,由于目前经济衰退,安大略省不少制造业大幅裁员,政府不照顾国内厂家,“令他十分气愤”。
这位议员生气,不高兴,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可以说是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在经济不景气时,当然会有附和、响应他的人。据加拿大《圣凯瑟琳标准报》21日报道,安大略省公务员工会主席艾迪·斯特罗恩表示,安大略省的交通部门官员被要求穿着中国制造的制服,政府应该向加拿大公司订货,支持本地经济渡过低迷难关。
这位公务员工会主席因为中国公司抢走了加拿大公司的商业机会,也很不高兴。生气和不高兴,后面隐藏着一种目前正在许多国家冒头的经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情绪性的国族认同,因为冲动而缺乏理智的平衡。中国童话作家任溶溶写过一个《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没头脑常常不高兴,不高兴也常常没头脑。一个生气的人是很难保持清醒理智的。故事是说给小朋友听的,却应验在有身份的大人身上。
“不高兴”被用作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为了要有广大的号召力,主语一定得用得很大:加拿大不高兴、中国不高兴。这样一来,那些说不高兴的人也就强行代表了所有的国人,谁有不同的看法,谁就自然而然成了国贼、奸徒。民族主义的这种敌我逻辑,使得它往往成为一种具有压制性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一旦随众附合代替了独立思考,“没头脑”也就变成了“觉悟高”。
在所有的民族主义中,经济民族主义的危害最容易辨认,而且还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名字:“保护主义”。奥巴马政府有“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他在竞选时允诺要为美国人找回流失到海外的工作机会,允诺要限制中国货与强迫人民币升值。但是,奥巴马政府从来没有公然打出“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号。
与经济民族主义相比,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危害就没有那么容易辨认。澳大利亚公共活动家伯顿用落袋台球游戏,比喻当今世界充满偶然性的国际关系:各国就好比是分量和颜色不同的台球,在时间变化过程中,也就是台球在桌面上滚动时,它们相互碰撞接触。每个球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却因其他球(其他国家)的位置和滚动而受到限制。单纯强调敌对性、差异性、独特性,有了碰撞就“不高兴”,必然于事无补,只好自己生闷气。
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也不是一种价值。民族主义中的认同应当成为促进共建群体共同价值和公民群体的过程。情绪性的“不高兴”往往有损于这个理性共建的过程。民族不能自动代表整个社会的和谐,也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在民族成员(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谐。由于经济和社会地位、个体经历、思想认知的差异,“一国中人”在自由、公义、秩序、欲望、信仰等问题上的认识会很不相同,“民族”要能整合这些差异,靠的不是激烈的民族情绪,而是理性的公民政治。
徐贲 (知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