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徐迅雷：认知水平与新闻的价值判断

——以杨师群案为例

徐迅雷（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 

价值判断，是某一特定客体对特定主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新闻的价值判断，就是用一定的价值尺度，来

我在《都市快报》任专职的首席评论员，主笔“快报快评”，从属于国内新闻部，每天参与选题谈版。国内新闻，或说中国新闻，是非常丰富的，但相对于丰富的新闻，版面永远是有限的。我常常遗憾于一些有价值的新闻选题被忽视。一些重要的报道对象、新闻题材被轻易地放过，造成非常遗憾的遗漏。比如，近年来我们轻易放过的题材，有《大国崛起》，有西南联大七十周年；在2008年末，则是丢掉了非常有价值的杨师群案。

这一“不是案件的案件”，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制史的研究，所教授的课程颇多颇杂。2008年11月21日，他在自己博客上贴出一个帖子，标题为《有同学告我“反革命”》，这篇700字不到的博文，让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教授处于一场风波中心。

杨教授开设在某门户网站上的博客，有个颇具思想风格和学术意味的名字，叫《还原历史，正视当前，探索未来》，这三句话，细细想来都是一位有历史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的大学教授的心声。那篇后来引发极大轰动的博文，就发在这里，标题叫《有同学告我“反革命”》。在这篇博文里，杨老师描述他的一次遭遇：

“……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上面已立案侦查。”杨教授坦承自己在上课时，“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他回忆某天下课时有两位女生前来找他，“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在博客里，他估计可能就是这两位女生去举报的，他表示钦佩两个女生热爱传统文化的勇气，但无法理解她们的这种做法。杨教授最后感叹“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这篇博文于2008年11月21日下午4点19分上传，11月25日晚7点多被博主自己删除。在上传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点击率和跟帖量迅速上升，博文后面数以百计的跟帖展开火药味极浓的争论。平面媒体很快注意到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初步报道是“中国网事”的风格，即在网上有这么一篇博文，引起网友关注，正面观点怎么说，反面观点怎么说，很客观、很均衡。我认为这是“可用题材”，于是在谈版会上提了出来。遗憾的是，有编辑看到了关乎“某某功”的网上谣传，编辑主任听到“反革命”和“批评政府”这几个“敏感词”，轻易就为所谓的“安全”丢弃这个题材。

为了这个题材，我当时所耗费的时间，是所有花三分钟时间看报道的“三分钟编辑”所不及的。因为我对重要的，特别是有争议的题材，往往在一天里要花近十小时去研究它，把所有能找到的相关题材全部找来看过。但是，当天所有可见的信息，都确实无法确认杨教授被学生告为“反革命”的最直接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杨教授究竟说了什么具体而“可怖”的话被学生给告了。但是，许多新闻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对真相的追问是需要时间的，而种种即时跟进的信息则可以让人作出基本的价值判断：杨教授本身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介入报道只要冷静客观，没有所谓的可怕“风险”。

请看平面媒体报道的关键第一天，与杨教授同处上海的新民网2008年12月1日18:58的报道：

批评政府的教授是十佳教师；记者实地走访，未觉得杨教授讲课有何不妥。12月1日，有媒体曝出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杨师群教授因在授课时发表批评中国文化及政府的言论，被两名女学生以“反革命”告上市公安局与市教委。当天下午，一些上过杨教授课的大学生向新民网记者表示，杨教授为人正直，不理解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2月1日下午，新民网记者实地走访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了解情况。一些曾上过杨教授课的大学生向记者表示，教授上课时确实会进行比较自由的发挥，对中国文化及国家大事进行评论，但多数大学生均认为这是教授的独到风格，并未觉得有何不妥，对两名女学生状告教授“反革命”一事更是无法理解。另据一位女学生介绍，杨教授为人正直，平时对课堂纪律也要求较严，时常会点名批评一些缺课的同学。

杨师群教授生于1951年，曾作为老三届支援西南边陲，进入学校人文学院执教后，曾因工作优秀先后当选第十一、十二届华东政法大学十佳教师。（新民网 沈文林）

遗憾的是，我们的编辑和编辑主任没有采信新民网记者的报道。潜意识里坚持认为杨教授是个“危险人物”，该题材是个“危险题材”。这就是被似是而非给吓倒了。年轻的网民也发出了一片“告发有理”声，仿佛如同“文革”时期的一片“造反有理”声。

后来随着真相的进一步揭示，各种评论的广泛跟进，事情逐步清晰：杨教授绝无幼稚到在课堂上宣扬“某某功”，这是网络“五毛党”干的好事；学生到上级政府职能部门告他状是事实，但不一定是那两位与他有过“争执”的女生；“反革命”一词是杨教授对告状情形的概括，学生不一定用这个词告他，但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看到，香港的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连续两天都介绍了这个案件，评之曰：“滑天下之大稽。”清晰地抨击告密行为。学者王晓渔发表评论文章，剖析政法大学里的“以言获罪”；张鸣教授刊发时评，指出如今学生告教授反革命太荒唐。有网友说得简洁而到位：批评政府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

南方的报刊，有着强烈的政治民主意识，迅速跟进，除了发表许多评论，还立即派出记者到上海直接采访杨教授。随后，《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等大量媒体，或对话杨教授，或详细报道事件过程与真相。他们掌握的信息和秉持的基本立场，是不言而喻的：教授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告密是现当代社会所不齿的。

了解一个人的思想观点，听其言、阅其文、观其行。我们没有能够直接听其言、观其行，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阅其文。这期间，我花了大量时间，通览了杨教授的全部博文，看过之后，我的感慨是：这是一位真正的公民，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的博客文章，都属于公民启蒙教育，贯穿着的主题就是“要做公民不要做愚民”。我们的世界多一位这样的教授，是我们这个世界之幸！

杨师群教授被告发的案件，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看，它具有公民教育的深刻价值。它的历史延伸性很强，与未来的联系性也很强，而现实中幼稚的年轻者动辄去告发、告密的行为并不鲜见，而他们压根就闹不明白向权力进行政治性告发告密，同正常的对腐败的检举举报有何本质区别。杨师群案，就是一个很好的教例，对我们的下一代负责的话就不应该放弃这样的新闻。

可是，我所在的部门，轻易把这么一个有连续报道价值，有公民教育价值，有促进政治民主、政治文明价值的新闻题材，轻轻地、轻易地抛弃了。而最让我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我在连续几天的谈版会上谈及这个题材，都遭到似是而非的“反对”；而终极效果竟然是摘编了这样一篇似是而非的“评论”，标题是《课堂不是教授们发表自己政见的场地》，主要内容：

华东政法大学杨老师在讲课时批评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治，被他的学生告发。有人认为这些学生忘记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告老师很没有道理，是要让老师以言获罪。杨老师绝对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但地方选错了。学术自由是在与专业授课相关的内容上观点自由，或在学术著作上观点自由，或在学术研讨会上自由讨论学术，但不是利用课堂去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即使在推崇学术自由的美国，教授们在课堂上也得小心谨慎，尤其在涉及政治与宗教时。目前，美国有一个由125所主要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学生学术自由”组织，其核心理念就是倡导“教室免受教授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政治偏见”。杨老师学生的做法与其相似，应该得到理解。课堂，是自由讨论与专业知识相关内容的场所，而不是老师们反复发牢骚和发表自己政见的场地（课外，您怎么说都是您的言论自由），否则，怎对得起学生所交的高昂学费？

这个评论作者是所谓“海外学人”，来自《中国青年报》，人所不知的是，堂堂《中国青年报》，如今时常有似是而非的高论见报；我所在的媒体被这样的评论所迷惑，让我感到啼笑皆非。不需要我作出辩驳，有著名学者邵建随即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对此提出了沉静而有力的批驳：

《中国青年报》上有海外学人对杨师群的批评，其理由即“学术自由不是向学生灌输政治观点”。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上个世纪的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给年轻的大学生作过两次讲演，其中第一个讲演就专门涉及学术与政治。在表象上，那位海外学人的看法和韦伯颇接近，因为韦伯的态度很明确：“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个教师不应该用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倾向塑造学生。韦伯认为，学术的游戏规则是：但涉事实，无涉价值。……韦伯甚至以民主为例。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民主，他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他不妨举出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各自不同的运行方式，指出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民主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后果。最后，他还可以把民主和非民主的制度进行比较——事实层面上的比较。这样他的课就可以结束了，至于对民主的意见，那是学生自己的事。

我很心仪这种引而不发式的自由主义教学，至少它不是简单的灌输。但对韦伯的理解并不能到此为止，至少有两点需要进一步阐释。第一，韦伯反对把政治搬进课堂，主要指的是“党派政治”。一战期间，慕尼黑大学学生分为反战和主战两派，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包围讲台，大声喧哗，反对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教师。韦伯对此感到痛惜，他之反对政治进课堂正因这些学生而发。转对教师，韦伯的态度同样如此：“就教师而言，党派政治同样不属于课堂。”一个正直的教师，其职责是教会学生认清事实，哪怕这是“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何为党派政治，以上那位海外学人有个现身说法，他说他在美国上课，自己分明支持民主党，却不敢说共和党不好，怕学生告他“利用课堂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在课堂上为其唱赞歌，拉选票，这就是党派政治。反对党派政治进课堂，这才是韦伯“课堂上没有政治位置”的本意。

第二，如果党派政治应该驱逐出课堂，让它转移到广场；那么，课堂是否就一定与政治绝缘？非也，政治本身就是学术对象之一，课堂上既可以专门谈，也可以旁及。事实上，以上韦伯举例时，自己就把民主搬进了课堂。因此，在一个正在完善其民主的社会，一个教师因为需要，在课堂上言及民主，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应当视为权利。……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谈民主，当然可以不惮于表明其观点或倾向，并以此引领学生，因为这是在传播普世价值。

就第二点而言，需要补充的是，一个教师在课堂上谈政治，不应当把它同化于政治牢骚，它应该是理念形态和分析形态的。又，教师的任何观点，包括民主，都可以而且应该接受学生的质疑和批评。课堂不是权力的场所，而是平等的空间；正如同师生关系，不是领袖和门徒的关系，而是可以切磋的对手。

邵建先生的反驳是非常到位的，那位“海外学人”忘了，中国的高校向来是通过课堂向学生灌输政治观点的。所谓政见，就是“政治见解”，或有正确，或有不正确，或正确不正确兼而有之，难道连正确的也不能在课堂里发表吗？可我所在的都市类媒体，有几位编辑记者的认知水平，能达到邵建先生的境地、能全面地认识关乎政治和政治民主的新闻事件呢？如果把上面两篇评论文章同时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会选编采用哪一篇呢？

2008年岁末，我所在的《都市快报》总编杨星给我们部门开会，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新闻价值取向概念：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或曰政治民主，是现代民主国家必然求取的价值。总编的说法，对我这位一直求取政治民主的媒体评论员，有很大震撼。可遗憾的是，我们许多水平不到位的编辑，恐怕不会有太多的感觉。

时代的潮流在滚滚向前，媒体人却远远落于时代之后，这是如何的悲剧与喜剧？比如，对“反革命”这个语词，我们的编辑有几多认知？2009年1月23日，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杨师群教授在他的博客上发表题为《“反革命”罪名辩析》的文章说：自从我贴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一文，引起社会很大反响，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许多人认为“反革命”罪名早就从新《刑法》中废除，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这一罪名。当然从一九九七年的《刑法》文本上看，似乎是取消了这一罪名；而实际上，或者说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在相关的文化氛围中，它根本就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在几十年来（包括现在）的各种小说、故事、影视剧中，大量充斥着“革命”力量与“反革命”残酷较量的作品……杨教授说的是，法理上没有了“反革命”，但现实中这依然是一个幽灵，游荡在每个人心灵的上空。更可乐的是，不少编辑一听“反革命”这个词，就被吓着了。

媒体从业者，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这并不容易。由于年轻，由于人生阅历和时政认识太浅显，无法对什么是高压线、高压线是不是“通电”作出清晰的判断，这些都会成为提高认知水平的障碍。更要命的是，大部分认知水平低的人无法知道自己认知水平之低，大部分思想受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受穷。其实许多问题，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可以了——这样看来，这也并不难。比如，今天你纵容告密者，明天你就成为被告密者，那么请问，你是喜欢成为告密者，还是喜欢成为被告密者？

对新闻事件，需要研究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一个前提就是提高认知水平。然而，认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信息的充分占有、材料的完备积累、思考的深入到位，否则恐怕就没戏。著名教育家傅斯年有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此言不虚。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