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

　　2009年三四月间，以徐悲鸿作品为主题的两个展览先后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和炎黄艺术馆展出，作品分别来自海外华人藏家及徐悲鸿纪念馆。后者的参观人数据称超过10万。即使是在文化活动济济一堂的京城，如此集中地展示一个画家的作品，这也是不多见的。

　　炎黄艺术馆所展出的80件徐悲鸿的作品，是建国之后第二次在京城展出，距上次已经度过了55年，集中了画家油画、国画、素描三个方面的代表之作。在这其中，徐悲鸿的“大画”无疑最受关注。很多人一提起徐悲鸿就想起他的马，而未曾留意，他也曾创作出《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这样的大型油画。

　　在为此特别举办的徐悲鸿学术论坛上，徐庆平向听众讲述了画作背后的故事。如今的他拥有两个身份：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以及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 （馆长为徐悲鸿第二任太太廖静文）。作为徐悲鸿的次子，徐庆平是家中唯一子承父业之人。文革后期，中央美院的一位教授同时是徐悲鸿的老学生到他家中拜访，看到屋内墙上靠着几张水墨，画上的马栩栩如生，便好奇地问廖静文，“为何徐（悲鸿）先生的画没有落款，实在遗憾”。廖静文浅浅一笑，“是庆平所作”。对方连连称赞，“这画大有先生之风，真乃虎父无犬子”。

　　“没有比我更熟悉父亲作品的人了”，徐庆平对记者说。另有轶闻一则。几年前新加坡一位藏家请他鉴定一幅作品的真伪，因工作太忙难以脱身，对方便寄来一张照片。照片摆在桌上，徐庆平看了一眼，就脱口而出，这是真的。“我们以前称画得不好的油画为土油画。单从照片上看，那种大角度透视所要求的技巧和用笔非一般人可以掌握，造假造不出来的。”

　　自从上世纪末徐悲鸿的部分画作陆续得以修复展出，如今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刚刚送走两位法国修复专家的徐庆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徐悲鸿一生作品3000件”

　　1953年9月27日，徐悲鸿逝世次日，廖静文便将家中的钥匙交给了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请他们接收徐悲鸿的画作，大约共计1200件。自此之后，徐家再无留存任何一幅徐悲鸿的作品。

　　徐悲鸿一生作品到底有多少件？这也是一度让徐庆平存疑的话题。

　　因为父亲对创作要求极为严格，不容任何有瑕疵的作品留世，徐庆平曾一度以为，徐悲鸿的作品并不多见。直到近些年拍卖市场的繁荣，才让他了解到父亲的“多产”。有人曾做统计，拍卖市场上出现的徐悲鸿作品已近千件。

　　如今在拍卖场或博物馆中所见的徐悲鸿作品，大都落款有“某某惠存”的字样。徐庆平说，西方从未有过油画送人的习惯，“太昂贵了”。“中国则不同，我父亲尤其讲究‘秀才人情’，认为读书人拿出来送人的东西只有书画。”也正因此，徐悲鸿的作品散落各地。他记得几年前在香港遇到一位郑先生，对方曾为广东中华书局负责人，仅凭徐悲鸿当年送给父子两辈人的画作，就足以出版一本画册，其后人还专门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徐悲鸿艺术基金会。

　　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举行过六次画展，卖画所得，一是用于救济抗战期间从敌占区流离失所到后方的难民，再者就是阵亡战士的遗孤。“当时画展上的画，贴红条的，就是被人预订了的。有时一张画上会有四五张红条，徐悲鸿便当场再画三四张”，这批作品的数量之庞大，以致新加坡的媒体一度评论——徐悲鸿在新加坡作品的数量，绝对不比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少。徐庆平还曾在新加坡看到一些没有落款的画，“徐悲鸿当时是抗日有名的人物，日军占领后，新加坡人怕受牵连，但又不忍毁掉他的画，就把旁边的名字一一割去”。

　　几年前，徐庆平曾见到新加坡一位藏家、香格里拉饭店创始人郭鹤年。由于郭鹤年的父亲笃爱徐悲鸿的作品，儿时的他曾多次见徐悲鸿被邀至家中创作。他还清晰地记得，每至黄昏，徐悲鸿都会特意到后院的花园，将当日不满意的作品通通焚毁，日积月累，“数目不下千张”。“郭鹤年对我说，当初少不更事，如果能从中‘救’出一两张，也是极容易的事。”

　　另一段令人称奇的经历则是一批抗战期间遗落新加坡油画的“失而复得”。时局日紧，急欲离开新加坡的徐悲鸿将40幅油画封存在新加坡崇文学校花园的一口枯井之下。待到建国之后，特意派人查找，但长期杳无音信，一度认为这批画作早已损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报界连续多天登载了《徐悲鸿藏宝记》，通过详细研究了当年史料，认为其中一些画已经被徐悲鸿送于当地好友。尽管徐庆平认为这个说法稍显蹊跷，但他和母亲都很高兴，“至少说明这些画还可能留存于世”。不久之后，在台北出版了一本徐悲鸿画册《巴黎岁月》，这是一批徐悲鸿早年在巴黎的速写，都是用炭精条所作，“纸质素描尚且保存完好，一同掩埋的布面油画定不该遭遇不测”。

　　这个疑问最终还是由拍卖市场做出了充分的回应：近几年，这些一度被认为消失了的油画，其中有三张——《愚公移山》、《奴隶与狮》、《放下你的鞭子》在拍卖市场上先后浮出水面。前两张分别以3300万和5388万港币成交。《放下你的鞭子》更是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7200万港币成交，“我曾见过一个藏家，他预测中国油画中价格可能破亿的，也就是这幅作品”。

　　对于徐悲鸿的几批画作，徐庆平内心的疑问渐渐得到了解答，也因此做出了推断，“父亲一生的作品大致有3000件”。

　　今天找得到这样的校长吗？

　　徐庆平出生之时（1946年），徐悲鸿已过知天命之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徐悲鸿开始接管北平艺专。

　　在当时写给吴作人的一封信中，徐悲鸿直言，“余决意将其办成一所左的学校”。徐也自此被后人称作“左派艺术家”的代表。而北平艺专分流出的中央美院，也在建国后数十年以倡导“现实主义”的教学理念衣钵相传。从某种意义上，徐悲鸿遇到了他的时代，也创造了他的时代。

　　“建国初期那时候，整个北京城大概只有三四辆汽车，我父亲就有一辆，正因为他是北平艺专的校长。”北平艺专随后被分流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如今的清华美院）。“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隋克强，声乐系主任郭淑珍，都曾是我父亲的学生，艺专的学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徐悲鸿的影响不单单局限于绘画界，而且弥散在整个文艺界的原因。

　　下转50版

　　上接49版

　　几年前，画家陈丹青曾经在一次关于徐悲鸿的研讨会中，提到徐悲鸿在接掌北平艺专后提拔人才的“胆识与雅量”——“徐先生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账——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大概是当时京城文艺界交游最广泛的人。尽管年幼，但徐庆平已能清晰记得，家中总是高朋满座，一张硕大的圆桌可以容得十几人同席。茅盾、丁玲、艾青，都是家中常客，“连陈毅都来过”。在这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郭沫若和父亲的交往。徐庆平记得有一天，郭沫若兴致冲冲地来到家中，边说边笔划，“悲鸿，我有房子了，很大一个厅，墙上还空着”。徐悲鸿早已听得言外之意，便欣然绘制了一幅“九州无事乐耕耘”相送。斗转星移，如今这张作品正是被炎黄艺术馆馆长何炬星所收藏。

　　如今同样成为艺术教育家的徐庆平依旧坚持每日作画，而且用最好的材料，这也是父亲留给他的精神遗产——“不用新纸，不用宿墨”，这曾是徐悲鸿历来对自己的要求。“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将就”。在徐庆平看来，这多少有助于鉴别父亲画作的真伪，“明眼人看得出画作上有硬伤的，一定是假画”。

　　“修复徐悲鸿的画和修复卢浮宫的

　　油画没有差别”

　　直到十年之后，徐庆平才获知“文革”期间递交给周恩来的信件确实到了总理手中。

　　“文革”动荡，红卫兵抄家之时，“我个人都听得那些‘坏人’在讲，这些东西还留着它做什么，一把火烧掉算了”。焦灼的徐庆平请母亲向周恩来写信说明，并递交至中南海。随后不久，他们便得到通知，将徐悲鸿的全部书画转移至故宫的南朝房，千幅作品才幸免于被付之一炬。

　　尽管如此，在故宫的十年间，这些画作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损坏，“特别是油画，颜色脱落，画布变酥，光油变质，各种问题都显现出来”。

　　这其中有保存的温度、湿度等条件所致，也同样有历史遗留的人为原因。而毁坏最严重的便是刚刚那幅在炎黄艺术馆展出的 《愚公移山》。徐庆平还记得，“文革”后第一次从木箱中取出这幅画时，只展开浅浅一个边沿，所有的油彩便像粉笔末般簌簌落下，边沿顿时褪成了白布。他一看便知，这是由于保存时反卷所致，“中国画需要向内卷，油画则恰恰相反，要向外卷，这样一来平铺即可恢复原样，否则所有的颜色就像这样，全都破了”。

　　直到四年前，这幅大画才开始得以被一寸一寸修复，请来的是在法国专门从事油画修复的人。“法国有二十位能给国家博物馆修油画的画家，像考状元一样层层选拔”。其中一位修复者NathaliePincas在过去十年间，曾经陆续修复过徐悲鸿的三十多幅画作。“几天前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有人问她，您修了这么多的油画，修徐先生的画和修卢浮宫的画有没有什么不同？她回答说，没什么不同，他在法国留学，材料和技巧都是大师的，可以和法国的德拉克洛瓦相媲美，否则真是无法收拾。”

　　如今，徐悲鸿的四幅巨型油画中已经有三幅得以修复，所有修复的油画数量达40余件。而未来几年，徐悲鸿纪念馆也将计划完成全部的修复工作。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