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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话况浩文:
《时代信报》:当时重庆镇反的背景是什么?作为曾经的战时陪都,与其他地方有哪些不同?
况浩文:蒋介石在解放以前来过两次重庆,布置“应变计划”,总的来说就是4个内容:大屠杀、大破坏、大潜伏、大暴乱。他们炸工厂、电厂、电台,四处潜藏特务,1950年初,重庆附近的璧山和铜梁两个县,形势相当严重。上万匪徒,围攻我们的县城,混乱得很!说个最典型的例子,重庆第一任市长是陈锡联,当时他也是三军团司令员。他的车子进城时,就有人往车子扔手榴弹。
《时代信报》:听说你参与了徐远举的审问?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况浩文:1949年9月到11月,徐远举在重庆指挥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和大破坏计划,是个很重要的人物。12月,在云南捕获后,被押回白公馆。我当时只负责记录而已。我记得徐远举留着络腮胡,湖北口音,是个大汉。印象最深的是他字写得特别好,很坦诚,供词里时间地点等五要素全部都有,最后还要在几页纸上按一个骑缝章,表示:这是我说的话,我会对此负责。
《时代信报》:到后来各地报上来的杀人数字节节攀升,有些地方甚至控制不了局面。回过头来,你对这场镇反运动如何看待?
况浩文:镇反笼统说,是巩固政权,具体说,就是你不镇压他,他就要打倒你。所以,镇反从方向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扩大化在个别上是有的,也是难免的。现在看来,镇反运动还是不能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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