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锋

　　不恰当的同情心泛滥，极可能给潜在的效仿者形成某种心理暗示甚至变相鼓励，最终让更多无辜者受到伤害。对犯罪分子滥施同情，就是伤害社会之情，就是对社会良治的犯罪。

　　年仅22岁、外表斯文的赵顺勇，入室盗窃遇上住户回家，遂手刃对方，两名花季女硕士香消玉殒……基于这一犯罪事件的恶性与残忍程度，一审中检方判处其死刑的建议，在公众中并未引起争议。

　　而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当年轻的凶手被问及入室抢劫动机时，他提到“生意失败欠债”和“女友父亲生病要花钱”。第一条原因显然不值一驳，第二条理由则颇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之所以抓住“苦情牌”这根救命稻草，一方面是犯罪分子垂死挣扎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此前某些案件对他的“启发”。由这一案件，我们并不难联想到另一桩发生时间、审判时间均相隔不远的案件——重庆两兄弟为筹钱救病母劫持人质案。后者本质上也属一桩恶性案件，所幸并未造成无辜者生命之伤，其最终的“轻判”，从法律上说自有其考量标准，在此不再讨论。但值得商榷的是，在“劫持人质筹钱救母案”中涌现的一些声音，则显得多少有些不成熟和不理智。这些声音对当街刀劫人质者的“特殊犯罪动机”和“悲情成分”高度关注，甚至无意间将其打造成某种正面形象，而对被劫持者所受的身心伤害、劫持人质行为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则关注不够，甚至视若不见。

　　赵顺勇打出苍白的“苦情牌”，其效果显然难以奏效，但他的这一举动，却颇含深意。它提醒我们借机反思一个问题——面对犯罪分子的苦情故事，到底是该“法网柔情”还是该“法不容情”？

　　这是一个很大、很原则性的问题。从法的起源及其社会功能来看，法无非人情，是人之常情、常识以约定俗成的形式得到强化。正因如此，怎样理解这句话就异常关键——法律应该尊重的“情”，到底是孤立的个案个体之情，还是普遍的社会良治之情？铤而走险者中，半数人多少能找到一些“苦情经历”，对其中一些因客观原因造成的，法律理应予以一定的同情或谅解；但这种同情的“度”如何把握，从来都是一个难题。

　　社会本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牵一发则动全身。是否应该“法网柔情”，不应只将眼光放在个案当事人的“悲情故事”之上，而要从整个社会群落的大视野来考量，警惕个案判例的负面示范效应。不恰当的同情心泛滥，虽表面上温情脉脉，但极可能给潜在的效仿者形成某种心理暗示甚至变相鼓励，最终让更多无辜者受到伤害。对犯罪分子滥施同情，就是伤害社会之情，就是对社会良治的犯罪。一个案件，不仅要“就案论案”，更要预见其判例的示范效应。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每每出现可供煽情的案件，一些声音立刻莫名亢奋，以大海般的胸怀拥抱“苦情犯罪”者，抛弃理性立场，站到法律对立面，以此表现自己的慧眼独具。连杀10人并将“情敌”剖心炒熟的杀人魔王邱兴华案发后，就有一些学者和媒体以**卫士、法治先锋的面目跳出来，对死刑判决发表种种另类高论。其言其行，说轻点，是种幼稚；说重点，是对社会不负责。

　　对犯罪分子悲情故事的“过度关注”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