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 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为何不能第一时间“赶到”

　　徐宝宝 竟这样走了

　　就南京儿童医院婴儿死亡事件调查结果引发的舆论质疑，前天，南京市卫生局宣布成立一个“第三方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组成人员包括卫生主管部门、媒体代表、网民代表和相关部门代表等。仅仅过了一天，第三方调查的独立报告就公之于众，死婴事件真相大白：当事医生确实在值班时玩忽职守上网打游戏，且隐瞒事实真相。当事医生和医院领导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真相大白得如此迅速，责任人员被处罚得如此雷厉风行，按说公众应该欣慰，患儿父母应该庆幸，但我们没法高兴起来。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结局早在两天前就该出现。

　　一个患儿的不幸病亡，在短时间内产生这么大的风波，与婴儿死亡的蹊跷有关，与家长的投诉有关，但更主要的，与事件曝光后政府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院方的草率调查和处理直接关联。

　　这次风波的情形，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上海“钓鱼案”翻版。

　　上海钓鱼案是典型的“老子查儿子”式的自我调查，而南京的徐宝宝死亡事件的调查，只不过在“老子查儿子”（副院长任调查组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婆婆调查媳妇”（省市卫生厅局是其主管部门）的近亲繁殖，自然同样缺乏可信度。民众的怀疑再遇上调查程序的马虎，如调查时间超乎寻常的短；调查组根本没接触患方当事人；调查结论的避实就虚、语焉不详等，舆论的一边倒质疑便难以避免。

　　我寻思，这种草率的调查结论之所以匆匆出炉，要么是官方担心舆论不加控制会引发次生事故；要么就是事件真相他们早已查清（本不难查清），意图大事化小……正因为存在这样那样护犊子、捂盖子、要面子的自我保护，才会出现匪夷所思的颠覆性调查结论。

　　应该看到，第三方调查这样的“独立调查”是还原事件真相、揭露行政弊端、维护公民权利的利器，但遗憾的是，几个卓有成效的第三方调查都是在官方调查结果被舆论质疑的高压下逼出来的，而且最终的调查结果让政府尴尬，动用的公共资源和财政投入也属于重复浪费。既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让第三方调查成为社会管理的常态呢？为什么不能让那些“老子查儿子”的调查模式寿终正寝呢？

　　事实证明，对于公共事件的调查，若没有客观的第三方作为调查主角，缺少独立的取证过程，忽视调查工作的程序正义，放弃赋有法定监督权力的外部监督，任何敷衍搪塞、避重就轻甚至颠倒黑白的调查结论都可能出现。

　　相比上海“钓鱼案”，南京的这次调查邀请了更多媒体记者。作为舆论平台和信息介质的新闻媒体，本不该深度介入官方行政调查，但可悲的是，为了平息公众情绪而不是为了受害人的诉求而进行的联合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第三方”的涵义。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方”，应该更多的是无相关事件利益关联的民间独立人士，且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社会正义感，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律师等，由此而产生的调查结论才更为公正。

　　在一次次的公共事件中，一些部门屡屡忽悠媒体大众，理当被严厉问责，可是，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当下，不能总是等到公民权利被严重损害，社会影响已极度恶劣时才被迫启用独立调查。让第三方调查公共事件成为常态，让这一模式获得法律的保障，实在不容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