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王传涛：徐宝宝之殇的三个追问

　　伴随着“事实真相”公布、惩处相关责任医生及51万赔偿协议的达成，此事可能就此告一段落。

　　但51万赔款真能抚平“徐宝宝之殇”吗？整个事件背后暴露出来的制度漏洞与纠错偏差解决了吗？

　　其一，“徐宝宝之死”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躲猫猫”。徐宝宝是如何死的、医院的具体责任在哪里，真的都不重要了？这就像在解释一个醉驾者是喝了啤酒还是白酒一样，对真正的问题，仍没公布于众。

　　其二，究责不能仅限于医院一方，对第一次调查结果公布时的造假、瞒报行为，责任不能不追。从“偷菜”到“写论文”再到“下围棋”，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当地卫生部门很像以前的“躲猫猫”和“欺实马”。为何“躲猫猫”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因为某些人的造假、瞒报没有代价，也没有人问责。

　　其三，“第三方调查团”还会应时出现吗？如果没有市委书记的批示，“第三方调查团”会有现在的成绩吗？

　　“徐宝宝事件”可能就此了结，可事件的复杂过程及处理结果，却仍然留给公众无尽的遐想。51万赔偿金不可谓不多，但真正能防止“徐宝宝事件”再次发生的根本举措，却并不在于资金的多少。背后的究责问题、独立调查权问题，仍然需要制度的跟进才能完成。

　　“徐宝宝案”落下了帷幕，对一方当事人，南京市儿童医院、值班医生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是从一些媒体报道中，如2009年11月14日《扬子晚报》对“患儿死亡事件追踪”报道中有下面这些描述：

　　“一家长说，护士隔10分钟就来问‘还有什么要帮忙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科医生说，‘出了这种事，他们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做手术前要和患者和家属沟通好多遍，把可能出现的危险一点都不敢疏漏，生怕出一点问题”。

　　对医院方、医务人员上述工作状态，有值得患者高兴的一面，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变好了，能到做有问必答了，能够反复叮嘱注意事项，这估计在以前是不普遍的。但是这种暂时性的表面的背后却隐藏深层次的忧虑。

　　一方面，在“徐宝宝案”发后的节骨眼上，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的端正，责任心的加强会不会是短时间的?医务人员本身负有救死扶伤的使命，是为患者服务的，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这些基本的职业道德早已存在。只是我们的部分医务人员医德缺失、见利忘义，滥用药物等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医院的服务水平日益下降，部分医务人员的责任心的缺失是不争事实。医患矛盾日益尖利，医院作为当事人一方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仅凭徐宝宝案就能真正转变医院及其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增强全体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吗?我想持怀疑态度的应该不止一、两个人。如何以此案为契机，完善现有的医疗服务制度：对医疗事故鉴定制度，改变停留书面鉴定，借鉴本次还原现场鉴定方式;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加强医务人员的责任心等。这一切不仅需要制度化，并且要把制度贯彻落实才是重中之重。

　　另一方面，本次事件的一方当事人——儿童医院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转变有过犹不及之嫌。一家长说，护士隔10分钟就来问‘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医生们如履薄冰。任何事情过犹则不及，医院每天的患者是不计其数的，医务人员的时间是宝贵的，类似于10分钟就询问一次的服务过于频繁，是对医务资源的浪费，并且从长远来看是不切实际的，不可持久的。医学是一门日益发展、更新的学科，医疗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至今人类有众多的疾病无法根治，医学要不断进步离不开医务人员的探索研究。如果医生日日如履薄冰，过于谨慎，也将影响对患者的积极治疗。医务人员如能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依照医学技术，对患者履行了积极施救的义务，尽到了医务人员的职责就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任何一项规范医患之间的法律制度都应当注意两者之间的平衡，偏向任何一方，最终的受害者是还是患者。(黄四美律师的博客)

　　南京儿童医院婴儿死亡事件调查，版本变化之速，令人惊讶。

　　患儿入住儿童医院在11月3日中午，死亡发生在次日凌晨。家属称值班医生“要睡觉”、忙于网上偷菜而贻误抢救时机。此事在网上和媒体上形成关注后，11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卫生部门联合发布新闻，采用了南京市儿童医院拿出的调查结论：医生在整理论文，没有玩偷菜游戏。此为“调查结论V1.0”。

　　称之为“调查结论V1.0”，而未称之为Bata版，是因为它由省市卫生部门联合主持发布，相当于为其正规性盖了章。但“调查结论V1.0”受到很大怀疑。于是又有联合调查组，包括专家、网友和媒体代表参加。没费多大工夫，11月12日，推出了新版本的“调查结论V2.0”。这一回，不再有医生在整理论文的解释了，医生在值班时在网上是玩的围棋游戏。 　　医生值班玩游戏，虽然不能说就是患儿死亡的原因，但绝对是职责所不容。患儿何以死亡，需要医学解释；但规程上，医院存在绝对的过错，医生存在着绝对的岗位责任。

　　新华社记者注意到“态度问题”，认为医院的调查未被认可，是因为医生对病儿的冷漠态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医院对此未能回应。

　　固然，医生的冷漠态度刺痛了公众神经，医院对医生的保护则将冷漠的态度提升到了医院水平。然而，调查不是为了印证关于态度的印象，医院的调查未被认可，不在于使公众关于医生态度冷漠的判断无以证实，而是它给出的事实是否存在疑点。人们需要的始终是真相，而非态度证明的素材。 　　“调查结论V1.0”后面的隐秘意义值得关注，这种隐秘意义也对应着混淆的社会认知。“医生在整理论文不是玩游戏”这个说法，不管是医生自己制造的，还是院方制造的，都是在诉诸公众对相应行为的不同评价。可以说，在调查者和公众之间，存在的共同认识，就是医生值班时玩游戏比整理论文更令人恼怒。 　　我们这个社会倾向于把行为分为“正业”和“不务正业”。无论何种情况下，写论文有褒义性，是很高排序的“正业”，而玩游戏是贬义的，是“不务正业”。尽管这是一种社会标准，但行为价值大小的这种分类和排序是有道理的吗？

　　写论文和玩游戏，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两者都可以作为职业，也都可以作为个人兴趣。作为职业，无所谓贵贱；作为兴趣，无所谓高下。但医生值班，写论文和玩游戏都为职责所不容。医生不值班，写论文和玩游戏都可以随意。值班医生不值班，无论是在写论文还是玩游戏，性质上没有区别。对一个医疗事故来说，不能说医生去搞论文可能造福社会，玩游戏只是娱乐自己，所以它就多少有一些可以谅解，这两种行为应当激起人们同等的愤怒。 　　现实的情况确实是，因为整理论文而不值班，似乎比因为玩游戏而不值班较为正当。人们会觉得医生值班时整理论文不像玩游戏那么可气愤，这就是为什么“调查结论V1.0”会否认玩游戏。它反映了一种关于行为价值等级的社会意识，但并不正确。

　　除非另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值班医生必须在岗，玩游戏不比整理论文更恶劣，整理论文不比玩游戏更正当。调查医生值班时不值班，只是获得一个真相，而不是据以决定我们对失职行为的不同态度。

　　现在，我们可以确认“调查结论V1.0”不真实。如果这是有意为之，那就是撒谎；若是无意为之，那就是调查者失职。江苏省、南京市卫生部门和南京市儿童医院对此不知有何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