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中学是为“人”而不是为了大学

　　这39所中学的职责所系，不是为北京大学培养学生。我们的中学职责所系，也不是为大学培养学生。中学教育应当对社会负责，而非对大学负责。中学教育是为了培养“人”——人格健全者。

　　遗憾的是，许多议论迷失在斑驳丛林里，尽管不乏精彩，却忘了这最基本的一点。

　　  太多的关注投向北大，太多的议论围绕大学，可是别忘了，这不是打扑克“进贡”。我愿意相信北大的初衷是为了在中学和大学之间建立良性的沟通渠道，但北大的强势至少在客观上抹煞了此点。39所中学错误地把自己定位于向北大“进贡”，公众也机械地把这项改革尝试单纯置于大学的逻辑里加以理解。

　　这样的现状恰恰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里中学定位的尴尬乃至误区。中学教育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被限定于为大学做准备；中学生学业的标准，甚至是终极目标，在于进大学、进好大学。这样的定位，与片面鼓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如何如何，在逻辑之荒谬上是衔接的，在认知之粗浅上是一致的，在影响之恶劣上是相同的。

　　殊不知，中学作为人生观奠定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具备独立的价值，乃是“人”的教育中重要一环，其承担的功能远超“大学预备”一项。

　　中学可称为社会之预备。80余年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林砺儒兼任高师附中主任(即校长)的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这样的谬见。他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

　　而今，北师大二附中及其曹校长也在这份备受关注的39校名单中。前辈校长一席话，或可为鉴。

　　学者傅国涌痛感当下中学理念的失落。他认为，中学自身须有清楚的定位，它不是通往大学的输送带上一个机械的环节，不是大学生生产流水线，而应让每个学生的人格得到陶冶，知识得到训练，视野得以开拓，即使不再升学，作为一个人，其现代文明素养，其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也都在这个阶段初步得以成型。

　　曾有评论指出，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融进生命，化入血液；而到了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

　　再次遥想林砺儒。1924年他曾对全校学生有过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手段，并认为这是伟大的发现。今人于是感慨：校长对着中学生大讲康德哲学，不知该慨叹教的人水平高呢，还是听的人程度深。

　　中学乃是固本，大学像是修行。修行需先固本，但固本绝非仅为修行。如今我们不断弱化中学的功能，把“全人格”强行纳入升学的狭隘轨道，这既是矮化中学，也是矮化大学。其必然的恶劣后果，就是矮化整个社会。究其根本，在于这样矮化了“人”。

　　学者丁学良的一番话颇有见地。他据对香港各大学的观察得出一句大白话：一天到晚改革大学是不行的，还得改革我们的中学教育，一环套一环。

　　所以，请自今日起，恢复中学的气度和中学的尊严。也请公众，把你们的目光和关切从北大、从大学更多地投向中学。

　　当然，以上所论诸项，都是以中学的水准为依托的。于是又想起民国时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他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为北洋大学教授，但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耀华学校创立后，他辞去大学教职应聘为校长，希望按自己的意图办一所完整的中小学。时人多折服于他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

　　耀华中学及其任校长也在39校名单之列。前辈校长的追求，或可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