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经济价值而言,56亿余元的捐款在20年间从富裕地区流向贫困地区,从东部流向西部,从城市流向农村,推动了社会分配更加公平;
站在教育价值的角度,300多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变了命运,1.5万余所希望小学占全国农村学校的百分之四;
从精神道德文化价值来看,参与希望工程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美好。正如一位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并以孩子名义捐款的年轻妈妈所说:“我帮助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两个。”
徐永光说:“这种自愿的慈善行为增加的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希望工程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它历经20年不衰的根本原因。”
探索——公众监督、科学管理、法律保护
希望工程作为一个公益品牌,从其诞生到做大、做强,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与科学的管理。
初创时,所有工作人员每天回家一项主要任务是发动家人,照着各种名录抄写募捐信的信封。后来希望工程相继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上登出募捐广告。“这相当于发出了上千万封募捐信,影响力和公信力一下子提高了。”徐永光说。
1992年4月,中国青基会和各省级青基会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开始实行“一对一”的结对救助。当年,希望工程累计救助失学儿童人数从3.2万增加至约30万。
制度的设计不仅要利于公众参与,更要利于公众监督。监督是希望工程健康发展“最好的保护神”。
验收希望小学时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捐款人和青基会工作人员拿着卷尺,一点点地量教室、走廊,再与设计图纸核对。汶川地震后,对重灾区的希望小学进行调查后发现,无一名师生因希望工程援建校舍垮塌而死亡。“希望工程没有辜负社会的期望,经受住了八级地震的考验,这让我很欣慰。”徐永光说。
管理水平提高促进了事业快速发展。1995年,希望工程完成了商标注册,又举起了用法律保护公益品牌的大旗,挽回了资金“体外循环”、某厂商擅用苏明娟“大眼睛”照片打商业广告等行为给希望工程造成的损失。 道路——“让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徐永光常说:“要让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经过20年发展,希望工程的第一个救助对象张胜利已经回到村里执教;希望工程形象代言人——“大眼睛”苏明娟过起了城市白领的平凡生活……徐永光开始为另一群孩子奔走。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分为两类——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徐永光说,很多留守儿童面临着家庭教育和亲情缺失的难题;流动儿童则陷入了读书难、融入城市生活难的困境。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影响这些孩子的成长,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不利。于是,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徐永光开始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民办非营利公益学校。
成立于2007年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提出了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新公民计划”,计划用5年到10年时间,投入两亿元,资助建设100所民办非营利新公民学校,同时带动政府扶持和社会捐赠。
两年多来,南都公益基金会已建立起7所新公民学校。徐永光说:“再经过两年左右努力,新公民学校将初步确立其公益学校的教育品牌标准,包括资源动员结构、治理模式和特色教育内容等,为公益学校探索一条发展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公民行动的创新和面临的挑战不比希望工程小。”
20年的公益之路让徐永光看到,基金会最重要的使命,在于研究发现问题,从而进行社会创新。“很多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创新来解决。非公募基金会代表了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希望,将对中国民间公益的生态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从公募基金到非公募基金,从“公办民助”的希望小学到“民办公助”的新公民学校,20年间,徐永光始终在探索;20年间,徐永光“让农民的孩子人人有书读”的信念从未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