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徐培培：汪精卫的汉奸之路

其三，日本摆出主动和谈的姿态，谈和条件在汪等看来尚不苛刻。1938年12月20日一直没放弃与日本接触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多次谈判，达成“重光堂协议”，主要内容有:1、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为特别防共地区。2、承认“满洲国”。3、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4、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5、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6、本协议以外的日军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

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的情况下，日本人提出不要求赔偿战费、两年内撤兵等如此优惠的条件。汪精卫等人觉得不能再像上次蒋介石那样坐失良机、以致一败涂地。既然蒋介石不同意，他们决定自己干。出走时强调他们只是为了从旁打开中日谈判之路，并提倡战与蒋战和与蒋和，等蒋介石回头。直到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也只肯任代主席，表示虚位以待蒋介石。

1938年12月31日，陶希圣给原低调俱乐部同志、已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了一封信:“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没有带出几个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为再打下去，只有更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事的结束。”

三、因为“组府”内部分裂

起先，汪精卫等人只打算离开国民政府方便号召和谈，并没打算到沦陷区组织伪中央政府。1938年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声明只字不提撤兵问题，汪精卫虽以艳电响应，心里是失望的；龙云、张发奎、陈济棠、何键等人也没有如期响应，再加上陈公博、陶希圣极力反对组府，汪精卫一度有意放弃出马，远赴欧洲，脱离事端。汪精卫在河内对蒋介石派来送护照和旅费的汪亲信谷正鼎说:“他如果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生不回国亦可，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可惜被周佛海和河内刺杀一拉一推，竟到东京到上海参加组府了。 

在组府问题上，汪内部出现裂痕，时任汪精卫秘书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说:“却说汪先生组府，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力主，陶希圣、樊仲云等则反对。希圣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惟我无可无不可。”汪精卫集团内部出现分化，形成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等强硬派，周佛海、梅思平等妥协派。汪精卫拿不定主意。

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认为，在沦陷区另外组织中央政府有违和谈初衷，开始彷徨。1939年6月6日，陶希圣给其学生何兹全的信中说:“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只有某某新交（注:周梅）力主组府，然组府岂易为哉。弟今已在离去之夕矣。”又对其家人说:“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1940年1月5日陶希圣致胡适信写道:“四月间（1939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时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阻碍重重，为汪所查也，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甚力，从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

汪精卫、陶希圣、高宗武等决心脱离重庆，很大程度上是看到“重光堂协议”条件尚不苛刻，日本和谈态度积极。不想一年之后，日本内阁屡次更迭，日本内部主和派被孤立敌视，和谈局势已发生很大改变。这时日本出台的和谈条约“调整中日新关系要纲”，其内容大大超出了“重光堂协议”，连主持和谈的影佐祯昭等都吃惊条约之苛刻，“不禁为之黯然失色”。陶希圣在1940年1月5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陶希圣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手无兵力，战既不能、和不由我，只能任日人要挟。因此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否则不是和平，而是投降。日方和谈的主持者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说:“陶的逃脱，从他真挚的性格看来，出于意外。可以认为，也许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草案，对和平运动前途产生悲观的缘故。”

1939年11月12日，陶希圣向汪精卫解释“调整中日关系要纲”表现了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汪精卫听得泪下。汪精卫和陈璧君秘密商量，陈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履理道住宅，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

四、汪精卫咽下“毒酒”

12月汪精卫的态度突然又变化。据日本方面记录:周佛海等妥协派重新得势，陶希圣等强硬派后退了。汪精卫放弃了又一次悬崖勒马的机会，越走越远。就像陶希圣所说，明知是一杯苦酒毒酒，不得不一口一口咽下。因为毒酒陶希圣可以吐，汪精卫想吐就没那么容易。陶希圣可以在蒋介石面前认错，继续呆在侍从室里；汪精卫这个全国公讨的大汉奸认错后下场在何处呢？陶希圣是一介学者；汪精卫从年轻时候起，就想做造时势的当世英雄。放弃和谈证明自己一年来所做毫无意义，还是坚持下去证明自己是为国为民，汪精卫选择了后者。在密约签订前后汪的文章中，可窥见其心路历程:

首先，认为战争终会结束，和谈是必然的，晚谈不如早谈。“无论胜败，最后都得和谈。既然都是和谈，为什么不能早点谈。”“我对于和平运动，是勇往直前的，如果眼见其成功，固然是国家之福，既不幸失败，亦必为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种子，因为中日两国如果要共存共荣，终不能不向这条路走的。” 

其次，认为日本强行征服中国之路行不通，最后会实现中日经济提携、平等互惠。“我以为日本对于中国，本来有两条路:一条在军事上谋征服，在经济上谋独占。那么，那是以中国为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销售商品，同时并行；第二期，中国人的购买力尽了，无所谓销售商品了，就只有于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劳力，使中国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终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不通的。强行起来，必然遇着中国民族意识之激烈反抗。民族意识不是枪炮所能击破的，其结果必致徒劳而无功。所以这一条路，是断断乎行不通的。另一条路呢，便是近卫声明所谓按照中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得通的。”

再次，认为为殉国而死不如为救国而死，抗战是殉国，和谈组府是救国。“有一部分怀着民族自杀政策的，认定国将亡了，不如举其一切，同归于尽。如果国亡无可救，我也和诸君一样；如果国有可救，难道不应该以救国为先吗？我们今天要为救国而死，不要只为殉国而死！”“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要我签第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汪精卫自诩的“救国”动机，已被他的卖国行为彻底否定。

汪精卫在筹备组织伪中央政府的中日密约上签了字，今天，已被视为中国历史上两大汉奸之一。（另一个是秦桧）。1938年10月30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到:“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扭转乾坤，使国家不致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汪精卫想当造时势之英雄，有一句老话:有智不如乘势。潮流无以逆转，形势总比人强。但是，什么是潮流？什么是形势？汪精卫等人作为悲观主义者，认为抗战胜利无望是形势，奈何成了万夫所指的汉奸。陶希圣、高宗武及时回头，将汪日和谈密约披露出来，一个当了侍从室组长，一个拿了大笔赏金到美国当了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