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重访林徽因足迹 北海快雪堂梁思成巧斗徐志摩图

    又快到清明节了，在这样溢满怀念的日子里，我独坐书桌前，想起了林徽因。55年前的4月1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临近清明节的日子，林徽因走了，也带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念。对于林徽因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词汇来描述她，因为所有的词汇都无法准确地形容她。我一直在想，是怎样的成长造就出了这样的一个林徽因呢？林徽因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北京度过的，她发自内心地爱着北京，直到现在北京还依然留存着她曾经的痕迹，于是我决定去重访那些与林徽因有关的地方。

    前王公厂胡同、御河桥边织女桥西，林家有女初长成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出生于浙江杭州，她的父亲林长民是一位博学多识而又在政治上较为活跃的人物。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大女儿，她从小聪慧过人，林长民视她为掌上明珠。林徽因一家本住在杭州，因为林长民要到北京发展，遂将家迁到了北京。

    1914年，林徽因与祖父来京，与父亲同住在前王公厂。前王公厂的家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前面有一个大院子，林长民与第三位妻子程桂林及孩子们居住，而林徽因和母亲只能住在后边一个比较小的院子里。不久，林家就迁到了御沟河边织女桥西。林徽因与表姐们进入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读书。在前王公厂和织女桥西，林徽因慢慢长大。

    前王公厂在佟麟阁路以西，这片地方在明代老地图上标注的是王恭厂的字样，这说明明代掌管营造火器的王恭厂便设在这里。据明史记载，王恭厂与盔甲厂，同归工部军器局统辖，王恭厂主要负责铳炮、火药的制造。清代，王恭厂被废除，在王恭厂地界逐渐形成了街巷。我去这里探访，发现在喧嚣的北京城里，这里是难得的一片“净土”。行走在胡同间，老北京胡同那种静谧，安详的感觉包围着我。虽然林徽因的旧居，已然难以寻觅，但是从胡同中遗留的那些深宅大院间，我似乎感觉到了林徽因生长环境中的那种大家风范。

    1920年春天，林徽因与父亲去了英国，在英国她遇到了徐志摩，开始了一段浪漫的“爱情”。

林徽因与父亲

 　 北海快雪堂——情人不愿受干扰

    1921年，林长民带着女儿林徽因回国，住在景山雪池胡同，这时她与梁思成相识了，梁思成与徐志摩相比，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情感，但是他多才多艺、幽默风趣，这些都吸引着林徽因，他们渐渐相爱了。而此时，徐志摩的旧情复燃，对林徽因穷追不舍。为了追求林徽因，徐志摩从英国回国，从家乡来到北京。1923 年，梁启超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非常恳切，告诫他万不可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建议徐志摩放弃。可是这时的徐志摩哪里听得进劝告，他给梁启超回了封信，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当时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院子，一处在西单的石虎胡同，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快雪堂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有一把快雪堂的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于是星期天便约了林徽因来此相聚。而徐志摩就凭着梁启超的弟子、林长民朋友的身份来快雪堂找林徽因，开始梁思成热情相待，但是来得多了，梁思成自然不愿意了，于是他在门上贴了张纸条“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看到纸条，也不好意思常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这里逐渐感情至深。

    我的脚步也移到北海。跨进北海公园的大门，沿着池边的小路入园。在九龙壁西边，一簇绿树掩映的红墙中，洞开一个小角门，这里就是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的院落，长长的游廊上，嵌满石刻，上集晋、唐，下集宋、元，有历代书法家王右军、颜真卿、米芾、黄庭坚、赵孟頫等人的书法真迹，蔚为壮观。站在这个“大雅之堂”中，我似乎理解了林徽因与梁思成之间为什么会产生那样高尚的爱情了。

　  北总布胡同3号——闻名京城的“太太的客厅”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等人陪同泰戈尔游历北京。泰戈尔为林徽因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7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到美国学习，后来，二人在加拿大完婚。婚后不久回到北京，随后去东北工作。1930年冬，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住在了北总布胡同3号，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1937年。

    那一天，我为了探访林徽因故居，来到了北总布胡同。北总布胡同北起大雅宝胡同，南至东总布胡同，东有两条支巷通先晓胡同，西与向春胡同、后赵家楼胡同、前赵家楼胡同、小羊宜宾胡同相通。林徽因的故居现在的门牌已经改为了北总布胡同24号。前些日子有一条轰动的新闻，林徽因的故居即将拆迁，众多学者纷纷上书，要求保留此院，虽然最终此院被保留下来，但是大半的院落已经被拆了。

    在这座残缺不全的院落中，我努力地在院中各个角落里寻找当年的影子，但却是徒劳的努力，而心头不觉想起“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呢？我不禁苦笑，似乎理解了崔护当时的心情。在很多的回忆中，北总布胡同3号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院子的四周是高高的围墙，里面有几棵开花的树木，沿着墙跟有一排平房，它们的屋顶由灰瓦铺成。林徽因夫妇将一些窗子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这样一来，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外面的花草树木，冬天一到，还可以晒太阳。

    虽然现在这已是一座残缺不全的院落，但是这方院落里曾经有过名噪京华的“太太的客厅”，聚集过中国文化界名流，承载着林徽因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那时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都是这里的常客，而聚会的主角自然是林徽因。梁思成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很多读过冰心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的人，都认为就是暗指林徽因的客厅。而林徽因也曾因在小说中被讽刺，送过冰心一坛山西陈醋。1931 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从此开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林徽因与梁思成住在北总布胡同的7年间，他们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对其中的206座古建筑进行了详细测绘，完成图稿1898张。为保护中国的古建筑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徽因一家离开北京，辗转他方。

    林徽因一家搬离北平时，她与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只有八岁。据梁再冰回忆，抗战胜利以后，全家人还去北总布胡同看过，“也许是年龄大了，觉得那个院子没有小时候大了”。此后几十年，梁再冰一直没有去过故居，直到这座小院即将被拆迁时，梁再冰再回故居，她依然清晰的记得，小时候进到院子里右边有很长的路，往里走才是第二道门。而现在的小院，早已不再是当事人记忆中的院落了。

新林院8号林徽因故居

    1946年，林徽因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北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梁思成致函母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我国各大学实宜早日添授建筑课程，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复员北平之际，在工学院增设建筑工程学系，梁思成受聘为教授兼系主任。于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搬到清华大学的新林院8号居住了。几年以后，他们又迁入校内的胜因院居住。

    我寻找林徽因的脚步也来到了清华大学。当我走入清华西门时，迎面看到了一张巨大的清华大学的导游图，每一个校内的地点在这里都被清楚地标明，心里不禁暗暗感谢清华大学的细致，不然对于像我这样头一次走进校园的人，一定会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我在导游图上迅速地寻找新林院和胜因院的位置，地图上标明这两处清华大学早期的教工宿舍就在校园的东南。我沿着校园内的一条小河往东走，初春的太阳暖暖地，小河的水在温暖的阳光下泛着亮光，仿佛是调皮的孩子的眼。

    在穿过了一大片校区后，我来到了一片“荒郊”。校园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这里逐渐消失了，空旷的校园充满了静谧。眼前的建筑也从先前高楼，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院。小院没有围墙，凌乱的灌木和仿如乡间小路的土道在各个小院之间穿梭，将一个个院落隔开。小路的两旁，高大的杨树杂乱地长在“野地”上，一派田园的风光展现在我的眼前，这便是新林院了。新林院大约建于1933年至1934年间，那时清华扩建西院10套住宅，建设新南院(抗战胜利后命名“新林院”)住宅，建成西式花园洋房30套，住宅功能完善，设施先进。不过随着岁月的变迁，新林院已经变成了条件落后的“平房区”。

    林徽因一家住在新林院8号，但是我在寻找8号时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新林院的院子没有门牌，这让我一筹莫展。硬着头皮我找到了一家开着门的小院，向他们打听8号院的位置。主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8号院的位置，只是告诉我，实在找不着门牌，就看看信箱吧，一般那里会有门牌的。按照他们的提示，我还真找到几家的门牌，其中就有新林院9号和10号，但是8号在哪里呀？我仔细地查看9号和10号附近的每一个院门，希望能找到线索，终于一家院门上用粉笔浅浅地写着“8号乙”，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敲了敲院门，许久才传来了回应，我问他，“这里可是新林院8号林徽因的故居？”门里的声音回答道：“是”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一位路人听到了我的问话，主动答道：“就是这里，没有错。”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不禁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这座建筑，小院外面是一圈围墙，它将小院紧紧围裹其中，不过院内的房屋还是超出了围墙的束缚，使我能看到它的模样。在我读到的一些回忆录中，对新林院是这样描写的“新林院8号院落周围砌筑低矮的砖垛略作围护，四周花木扶疏，阳光自林荫间透过。正房前檐用水泥砌出拱形雨蓬，房间十分高大，当时还没有暖气，冬天需要生三、四个约有半人多高的大炉子才能暖和。”

    1948年，林洙第一次来到清华园，第一次走进新林院8号拜访林徽因，她对于这里的陈设是这样回忆的：“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书架上是少年林徽因与父亲合影的老图。”

    林徽因住在新林院8号时，仍保留了抗战前住在北总布胡同时的“午后茶聚”习惯。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是座上客，还有建筑系的教师，都会聚集在这里。林徽因依然是茶聚的中心，她无论谈论什么都语言生动，引人入胜。

胜因院林徽因参与设计的小楼

　　新林院8号——“诞生”了新中国国徽的地方

    新林院8号是一座不通寻常的小院，新中国成立前夕，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为解放军编绘了《北平文物建筑保护目录》，梁思成为新中国国旗修订方案，并绘制标准图样，而作为新中国国家象征的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以及中南海怀仁堂改建方案，也皆出自这里。新林院8号成为凝聚新中国建国历史罕有的实物史证。

    对于新中国国徽的设计经过，梁再冰回忆，1950年6月，家里的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好像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妈妈正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其他一切似乎都暂时忘记了。”建筑系的师生们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往日这里的下午茶聚的氛围也变成了浓厚的“国徽氛围”。

    当时的建筑系教师郑孝燮还依稀记得：“为进行重大设计工作的需要，客厅中临时增设了高大的绘图桌。建筑系参与设计的教师前来讨论和修改设计时，常需围绕绘图桌对方案进行评论修改。”这份凝聚着清华建筑系师生集体智慧和梁思成、林徽因艺术才华的国徽方案，就这样在新林院8号诞生了。

    胜因院在新林院的西北面，是一栋栋中西结合式的小楼组成的“别墅”区。胜因院的建设时间较新林院要晚一些。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强占清华园8年，校园内各院住宅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清华师生由昆明复北平，1946年至1947年间，基泰工程司建筑师主持胜因院住宅设计，建成12套楼房和28套平房。据相关当事人回忆，拖着病弱之躯的林徽因也亲笔勾绘草图，指导胜因院平房方案设计。胜因院建成后不久，林徽因一家又从新林院8号迁入胜因院12号。

    现在胜因院的楼房、平房已经拆除大半，剩下的虽然已是年久失修，但是这些建筑中依然散发出大气典雅的气质。在胜因院建筑群中，近年又增修了陈赛蒙斯楼等两座专家公寓在胜因院建成，杨振宁、姚期智等几位在清华工作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寓居于此。

    1953年完成了景泰蓝抢救工作后，林徽因的身体又一次垮下来，她生命的能量仿佛彻底耗尽了。寒冬来临，她的病情就愈加严重，药物已不能奏效，只能靠保持居室温度。因为即使一场感冒，对她都是致命的。一入秋，梁思成早早地就把家里的窗户糊得严严实实，家里的几只火炉也很早点起来以抵御郊区的寒冷。但即使是这样，林徽因仍不停地咳嗽，无情的病魔吞噬着她。1954年秋，林徽因实在无法抵御郊外的风寒，由清华园搬到城里居住。她先住在陈占祥家，不久因病情恶化住进同仁医院。1955年4月1日，备受病魔煎熬的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4月2日，《北京日报》发表讣告。4月3日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追悼会，遗体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最后的归宿

    八宝山革命公墓是我国声誉最著，规格建制最高的园林式公墓。八宝山一带是京西鲁谷村的一片土丘，1946年，国民党政府将这里改建为忠烈祠。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建成北京市革命公墓，一直用于安葬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国际友人、革命烈士和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1970年，经周总理批准北京市革命公墓改名为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林徽因逝世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自设计的纪念碑须弥座装饰纹样——一块汉白玉花圈纹饰镌刻于她的墓前。望着眼前林徽因洁白的墓碑，我不禁想起金岳霖送给林徽因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艾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