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徐永光:让基金会成为我国公益事业的孵化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11月2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2010年《慈善蓝皮书》发布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并正式发布2010年《慈善蓝皮书》。《慈善蓝皮书》指出，2009年港澳台和华人华侨捐赠成境外捐赠主体，约占境外捐赠的八成，广东、北京、四川为接收捐赠总额前三甲。中国网现场直播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次“十二五”规划非常明确，社会建设要成为中国“十二五”规划和未来很长时间的战略和目标。民间积蓄多年的慈善能量也正在得到释放，一个是政府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现在应该会形成一种合力，所以慈善事业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甚至可以说也在进入一个转折期。我认为中国的民间慈善有三大推动力，形成三个世界。三个推动力也好，三个世界也好，有些人说你怎么划得那么清楚，现在是客观存在的，以后会慢慢的淡化、模糊、最后是融合。

第一个推动力来自于政府，过去二三十年由政府推动创办的这些有政府背景的民间组织、基金会、慈善会，这些实际上是中国慈善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明年是第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30周年，是81年成立的，业内也在说要做一些30周年的活动。第一推动力是有政府的力量在里面，所以民间的慈善组织和基金会是和政府有交叉的，它是第三部门，但是和第一部门有交叉，形成了第三部门第一世界。我们探索慈善的路径和慈善的模式和慈善的项目和慈善的品牌，在探索慈善道路和弘扬慈善文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前是真的慈善，90年代的希望工程是动员民间参与，大家是自愿的，现在越来越是被慈善了，被捐款了。像玉树地震的捐款，希望工程第21个年头发生了希望工程的捐款要求交给政府。

第二个推动力是财富的力量，富人的慈善，第二世界是来自于第二部门市场部门，由于财富的积累，富人开始关注慈善，2004年以后我们有了非公募基金会这个条例，允许私人不仅仅是可以捐款，而且私人可以拿200万就可以建立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五年到现在已经将近1000家，发展非常快。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会成为中国民间慈善的一支新生的力量，而且能够改变民间慈善的生态环境，它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最近刚刚闭幕的非公募基金会论坛，民政部的官员到会上谈了这么一个感想，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的力量，而且这个行业是自觉的在推动行业的发展和进步，目前只是非公募基金会这个行业在探索。

第三个推动力是来自草根的力量。主体是公益服务机构，包括草根组织，实际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力量。我们看美国的捐款来自于基金会企业的捐款只占18%，而来自于个人的捐款是达到82%，个人的捐款其实大部分直接捐给在社区和基层服务的公益服务机构。实际上他们是民间慈善的终端，也应该成立一个慈善资源的漏斗，这个力量现在刚刚起来，过去20年确实是非常的弱小，但是这部分是不是发达，应该说是中国的慈善事业的一个标志。

这三个推动力和形成三个世界，都面临着挑战。第一世界是官办慈善，慈善会、基金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去行政化，因为是有政府行政级别的，是官员，还是官员在做民间的慈善，他对谁负责，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体现慈善的民间本性，这里有时候会发生冲突。已经走出来的只有一家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十年以前就提出取消行政级别和事业单位编制，现在扶贫基金会大家公认的是中国基金会最优秀的代表。

第二个挑战，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讲它的资源流向和怎么样追求慈善的民间化，这是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大家觉得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怎么都流向政府，应该流向民间。我觉得公募基金会应该做很好的探索，这个探索是有意的，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建立了很多专项基金，其实这个专项基金都是草根组织的项目，在公募基金会就立了户头，这样的一些草根组织就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也获得了公募的权利，对于这些草根组织和优秀民间项目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我很希望基金会应该明确的把它作为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发展，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安排。而且这个战略安排不要把他们都变成自己的，他们如果是翅膀硬了，就让他们飞，让基金会成为公益孵化器，如果承担这个孵化器的功能，它的推动力是非常大的。现在一个草根的孵化器，政府都那么喜欢，NPI已经在上海、北京、深圳、四川落地，政府非常喜欢。当然对公募基金会来讲，还有一个挑战是平等竞争、公开透明。这也是非常需要的。

基金会中心网现在把1900多家基金会上线，全国1900多家基金会竟然有1288家基金会没有网站，没有官方网站，叫做去信息化，人们都说信息化生存，让这些基金会排斥信息化生存。现在的机构生存一个是实体生存，一个是虚拟生存，如果没有信息化生存，机构可能是不存在的，竟然有1288家基金会没有利用互联网。现在采集到的信息才700多家的年度报告，年底要全覆盖，现在对基金会中心来讲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不覆盖的话就不好交待，因为已经向社会承诺。

最近非公募基金会的论坛上也披露关于治理的发展报告，在治理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是独立性不足，一些出资人创办非公募基金会一些人，他们不知道这个机构就是一个公共机构，必须实行公共的治理，这方面的差距比较大。二是专业化缺乏，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意识不够，创办人不懂专业化，他说我会赚钱，难道我还不会花钱吗，其实花钱也需要很专业的，这个钱花得好和不好这个差距是很大的。二是确实缺少专业人才，非公募基金会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制度瓶颈是税收制度。我讲这么一件事大家就理解税收制度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打击是多么的巨大。前天在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上，社科院的唐钧首先发出一个呼吁，说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目标就是越做越小，主动选择越做越小。民政部统计的目标是做成2000万，省里面目标是做成200万，因为机构小，不用机构去运作，因为你运作资金回来就要交企业所得税，所以基金会越小，让企业向它捐款，基金会自己就是企业，税务局要盯着你收企业所得税，把基金会做小。会上华明基金会理事长卢得志、唐骏实际上是卢德之的智囊，卢德之在2008年华明基金会成立时，宣布华明基金会当时注册资金两亿，说我两年增值到五亿，五年增值到二十以，十年要做成百亿基金会。但是他这一次明确目标是做到2000万，因为投资要征企业所得税，非公募基金会就没法儿发展。

我们对这个问题业内要多讨论，我们的媒体要多报道。否则对这一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第三世界的挑战，民间组织登记难，面临合法性和资源的困境，五年前的政协会上，我直接向锦涛同志告御状，这样的机构没有登记，五年已经过去了，自然之友还在为登记苦苦求告。一个是合法性困境，一个是资源困境，我们的母乳没有供应给我们本土的民间机构，这是需要所有的有资源的机构需要反思的。我觉得目前存在的自身的问题是缺少能力，但是缺少能力和资源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是缺少合作的精神和能力。实际上应该是认真的思考怎么样和政府合作，和政府合作是能够完全和政府的目标对接，能够获取政府的资源，还有和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合作。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第一推动力、第二推动力、第三推动力要走到一起，要融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活力的公民社会。这样的部门是社会发展的平衡器和稳定器。最近李强教授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说了一句华，他说有组织的冲突是良性的博弈。就是说社会有时候会有冲突，但是要有组织出面就会形成一种博弈，如果是没有组织完全是个人动不动就起来搞群体事件，其实是很可怕的。我还有时候特别纳闷，我觉得民间的维权组织实际上最有助于消除社会冲突，因为是有组织的，代表一些人，会和政府谈，一方面会做那些个体的工作，实际上这些组织是对社会的维稳是最有利的，恰恰这些组织现在最麻烦。

(本文来源：中国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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