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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多个场合强调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作风时举例,某市一年搞了二十多个活动,群众反映强烈。他说:“筹备、举办这些活动,要花多少精力,花多少钱,人民群众又能从这些活动中受益多少呢？”(据2010年11月11日 大河网)
对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这个节庆
那个活动,卢书记心里充满了焦虑与不安,“如果领导干部每天都忙于参加各种活动,那么工作怎么办？”其实,卢书记还是有所不知,造节就是那些地方官员倾注精力的重点工作,并从中刻意追求政绩。
不久前,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新闻周刊称:官办节庆过多过滥,折射的是地方官员的“政绩焦虑症”。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再往下追问一句: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焦虑症”从何而来呢？说到底,这是社会权构化的必然产物。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中国是一个极端崇尚权力的权本位社会。在权本位社会中,由于权力是社会的价值极点和最高追逐目标,而且还被极端科层化、结构化,以至于整个社会的精神道德、思想文化等都被整合于其中,因而整个社会最后必然形成以科层组织为主体结构的超稳定状态,即社会权构化。
社会权构化所带来的人格物化和财富漏斗效应等消极后果,进一步刺激了官员的逐利的贪婪性。角逐在社会权构化中的官员们则表现出一种一心要巴火往上爬的旺盛动力,认为只有升官才代表政绩,代表成功,代表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为此各级官员都铆足了劲削尖脑袋往上钻。他们超越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绞尽脑汁,不顾民生,不择手段地巧立名目制造政绩,图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以及权力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利益链。也难怪一旦被削职免职,大都郁郁寡欢,有的以至轻生,他们往往把权力看作比生命还重要还宝贵。
就是这样,在一个以权力为价值极点的社会中,人们没有当官时想当官,当了小官更想当大官,即使是当了最大的官的人也想永远当下去,特别留恋那把官椅子,官欲无休,对权力的渴望与拥有是人生的意义之源,立身之本。
当然,当官既有很多风光的一面,也有不少黯淡的一面,尤其是要当好官、真正为民做主时很不容易,官员会因此产生老百姓想像不到的目标焦虑、体制焦虑、呆工资焦虑、乔迁焦虑等一揽子焦虑。在这众多的焦虑中,“升迁焦虑”才是实质性的。只要权力在握,其他焦虑便能迎刃而解。一些官员之所以急于求出政绩,急于求出名,并非真心想为民造福,而是急于求官,急于求升,急于发财。
必须肯定,通过举办节庆,吸引投资者、旅游者到本地来,带动经济发展,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官员晋升”,那就彻底变味了,还是立刻叫停吧。
抑制社会权构化,应始于政治体制的深刻改革,使老百姓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人,让民为官服务变成官为民服务,让收益自由化变成呆工资,让职责自由变成体制束缚。总之,让官员的直接利益由老百姓直接给付,进而使为民谋利由外源性目标变成内源性目标,那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将是实实在在的,而不再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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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4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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