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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均GDP接近富裕国家,反而引起公众质疑,因为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与GDP增幅有不小差异。按常住人口算,去年北京人均GDP达80394元,折合为12447美元——这一数据超出全国人均GDP一倍多,达到中上等国家水平,接近富裕国家。(2月27日《新京报》报道) 我们知道,多大的数字,用13亿来一除,都会变成一个小数。所以人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分母”,谁叫你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呢?就是多年实行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面对这么多的人口,恐怕也不敢吹嘘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多好,何况我们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 “人均”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9个贫困者与1个千万富翁一起“平均”,那么这10个人都成了收入蛮好的“中产阶级”。而事实呢,依然是1个富翁和9个贫困者。所以,贫富悬殊之下的“人均富裕”,是意义不大的。 经济上贫富悬殊,政治上官民悬殊,社会上地位悬殊,人群中感受悬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时说: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贿赂总量的上限,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另一个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约30万亿元。 谁动了“我”的GDP?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有调查表明,北京居民年度“幸福感”有降低,而“幸福指数”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不满”。“对收入不满”的另一面,也是对物价上涨过快、收不抵支的焦虑。报道说,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场一中层管理人员,每月税前收入约1.5万元,“我的工资两三年没涨了,但东西却越来越贵”,她说,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 “幸福感”是一种感觉和认知,人和人之间会有传染与影响。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瑞特博士,曾经做过这样一项有意思的实验:他将40名参加实验的学生分成两组,让各人独立观看一本漫画书,内容是两个小伙子一起玩台球时,来了女人将其中一个小伙子的钱包偷走了。一组学生看到的是一个女子单独偷钱包,另一组看到的是这个女子还有一个同伙一起来偷钱包。看过后漫画书就收走了,丹尼尔一对一地问参加实验的志愿者看到几个女的来偷钱包,几乎全答对;当他将两组人一对一地组合,让他们先去商量“这女子还有没有同伙”,然后再给出答案。结果出人意料:其中7组报告说有同伙,8组报告说没有同伙——共有15组答案趋同!15组意味着30个人发生了“同化和被同化”现象。正是“趋同”心理让人们放弃了原先的感觉和认知。当“富”和“贫”、“幸福”和“不幸福”的两类人混编在一起,趋同的可能性会很大,只是有可能大部分有较高“幸福感”的人,会被同化为没有多少“幸福感”。 我举这个实验之例,只想说明:当贫富悬殊最大程度消弭了之后,“混编”在一起的,大多是“幸福感”很好的人,那么,世界真的会美好和谐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