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离婚协议：从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案谈起

　　“笑解烦恼结”可能是徐志摩写给元配张幼仪唯一的诗。两人的婚姻缔结于1915年，结束于1922年，不同于七年之痒般的情到浓时情转薄，这段具有包办色彩的望族婚姻，一开始就是如白开水般无味，有着“小脚与西服”般的隔阂，即便两人已经育有一子、即便张幼仪在英伦再次怀孕，仍然无法阻却坠入情网的徐志摩肾上腺素之迸发，先要求张幼仪堕胎未果，后更要求产后不久的发妻签署离婚文件。激情离婚的才子是高调洋溢的，不但要在报刊“离婚号”上通告于众，更要以诗言志，他鼓吹家庭革命、控诉忠孝节义，亦慰藉元配“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端的是将离婚这点私事提升到行为艺术的意境!但握手或许可能，喜笑恐怕就是徐志摩的一厢情愿、自欺欺人了。对于张幼仪来说，即便有解脱这段有名无爱婚姻的瞬间欢快，更多的将是异国他乡茕茕孑立、弱妇雏儿惆怅相对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笑，恐怕只是苦笑!强颜欢笑!  

　　在古典中国时期，婚姻制度是建立在家族的基础上，诚如瞿同祖深刻地指出，六礼中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是以双方家长而非缔结婚姻的男女之名义进行的，即便是最后迎亲时新郎不得不自己出马，也是承父之命而往。这种制度下的婚姻关系解除，主要以法定离婚为主，自愿离婚为辅，前者包括两类，一是照顾到男权中心的丈夫单方休妻之“七出”，一是夫妻及其家族近亲成员之间伤害、不伦罪行时以强制离婚为主之“义绝”，后者才是情感因素的“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但在家族主义“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功能性要求面前，男女的情感显然被置于次要位置，“两愿离者”之实践如何，堪耐玩味、值得怀疑!  

　　近代以降，东西文明碰撞，徐张两人结婚的那一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启新文化运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心，已经由第一阶段的器物、第二阶段的制度转为第三阶段的文化，进而对古典文化予以深刻批判乃至形成激烈的反传统，在此前后，离婚甚至成为一种时尚，1918年胡适在《美国的妇女》一文中谈到，“近来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1916年大理院上字147号判决例已经明确指出“协议离婚，为现行律所准许”，即是对现实中案例之反映。从这些角度上讲，将1922年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离婚称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或许不甚严谨。  

　　根据张幼仪的口述历史，两人的离婚协议是在德国，于徐志摩的朋友吴经熊的住处签署的。这位近代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彼时正在柏林留学，其不仅帮徐志摩传递离婚信，亦作为证人在场，其他证人中还有徐志摩另外一位大名鼎鼎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  

　　我不禁怀着恶意揣测，离婚协议的签署，事先有过精密的安排，不无法律专业人士支招的痕迹。会面伊始，徐志摩便告诉张幼仪，他的父母已经同意其离婚。当时的民法典尚未制定，婚姻方面的法源主要包括《大清现行刑律》的民事有效部分、《民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亲属编草案)、习惯以及判例等，既有古典规范，亦有现代规则，处于杂糅状态。其中《民律草案》规定，如果夫妻不和而双方同意离婚，男不满30岁，女不满25岁，须经父母的允许，那时两人都没有达到这个法定年龄。但在徐志摩的毅然决然面前，在仅有他的朋友环绕其间的氛围之下，张幼仪试图以自己父母尚未同意进行抗拒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她回忆道:“我说:‘如果你认为离婚这件事做得对，我就签字。’说完才发觉，我是用服从，而不是带着新思想的口气在说话”，此时的离婚文件上，“徐志摩已经签了名，证人栏的四个名字也填好了，就只有该我签名那栏空着”。在签名之后，徐志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了他在德国出生的儿子彼得，三年后，彼得因病夭折。我喜欢徐志摩的诗，但不喜欢这位诗人的行径。  

　　从古典时代到近代社会，离婚法制从彰显国家的强制色彩转向尊重个人意志自由，值得充分肯定，但从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离婚个案来看，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使得意志的自由仍然要大打折扣。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手撮合此段婚姻的张幼仪的二哥，号称“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张君劢，据说闻悉此讯时，说的却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爱慕徐氏之才乎?惋惜家族利益乎?不得而知。  

　　当婚姻的家族功能性日趋减弱时，爱情的因素自然大放光彩，徐才子在追求林徽因未果后，其与陆小曼离经叛道式的爱情婚姻，到底幸福多些，还是痛苦多些，恐怕很难说得清楚，据说陆小曼之母曾言“小曼害了志摩，志摩害了小曼”，令人深思!杜撰个玩笑，在民国那段最有名的爱情故事中，说到底还是林徽因最聪明，在工科男(梁思成)、理科男(金岳霖)和文科男(徐志摩)之间，她选择的是踏实的工科男，婚姻需要爱情，也不仅仅只是爱情!少年夫妻老来伴，说的是实在道理。借用一首流行歌曲“关于爱情”，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后不也续弦了吗?金岳霖或许终身不娶，但依据何炳棣的回忆录，20年代在北京，其可是与美籍泰勒女士同居生女不婚哦。  

　　《问学谏往录》中记录了一段典故，据说某西人曾对伍廷芳讥讽中国父母做主的婚姻，认为这是缺乏爱情的结合，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答道:“中国人结婚是爱情的发端，西方人结婚是爱情的终止。”萧公权先生认为这不只是俏皮的辞令而是有根据的实话。我想，婚姻之事，包办也罢，自由亦然，是否美满幸福，关键在于能否用心经营。社会变迁之下，现代社会之中，它需要爱情，更要求责任。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