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战乱中,山东一家人迁徙徐州,它的家族史,似乎与清朝同步,随其兴衰而兴衰,这就是号称“徐半城”的徐家大院(曾位于富贵街,今富国街)的历史…… 迁徐始末 避乱黄茅冈
. o) O( ? Y. b" t6 g' h垦荒石狗湖 这是明末的事儿。 明季之末,朝廷腐败,各地起义、匪盗连绵,使得战事不断,社会动荡。山东地区更为骚乱,兵匪肆虐,百姓携幼扶老,纷纷背井离家,四处流徙。徐家大院的徐氏迁徐始祖徐洪德,就是在此际由山东迁来的。 徐家原籍山东诸城, “考之先世,原隶山左(山东)诸城籍。自明季之乱,流寇锋起,天下率如是。山左为尤甚”,“丁丑明末,造(肇)由诸城旧籍避难迁徐”。丁丑,明崇祯十年,1637年。诸城在山东东南,距离徐州是很远的路程,约有八九百里,就要穿过不少城镇,途中兵燹往复,栖栖皇皇,风餐露宿,徐家一路向南而来。最远曾经抵达河南汝州遂平县,后北退到徐州。 说到诸城,徐州人并不陌生,诸城古称密州,东汉到三国时,曾辖于徐州刺史部。苏东坡来徐州前就在密州任太守两年,说诸城“至今东武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徐家辗转流离,千里迢迢所以奔来徐州,大抵是希求距离家乡近些。更主要的原因,《徐氏家谱》说,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惟徐郡尚安靖”。 其实那时徐州境况甫定,天启4年的大水淹城整整3年,云龙山就成了人们的避居。崇祯9年徐州城重建初成,云龙山西依然荒凉。徐家举家避难迁徙,不可能有携带多少资财,于是他们落脚在徐州城南的云龙山下荒凉的黄茅冈、石狗湖一带谋生。 徐家避难云龙山下西坡,徐洪德带领四个儿子和几个孙子,男妇老幼一大家子,依靠砥砺垦荒,披荆种植。11世孙徐展曾听老人说:先辈们初到此地,披荆棘整墙垣,草创茅屋数椽,以求避风雨有立足之地。 那时的石狗湖并没有积水成湖,而是一片洼地,故称为簸箕洼,其间奎河细流而过。面对山坡低洼不毛之地,徐展说,徐家先辈躬身耕耘,经过几年的劳作,瘠薄之地渐渐转为农田,直到解放初,仍然是农田。 其实这块地,并不瘠薄。宋时,苏轼曾说:“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粳稌。”徐家耕耘之地就是这满野粱黍的“尔家川”。只是战争与水患使之荒芜了。由此可知,清初时,在云龙山西砥砺开垦的是徐家几代人,他们的后人散居附近,形成了黄茅冈村、金山村、桃园村。 徐家经过数年辛劳,家计渐丰,又在城南桃园村购置田亩,十余年后,在顺治初,已经“渐治有田宅数顷”。 徐家居住黄茅冈时,有则逸事。徐家11世孙徐传曾回忆徐鼎晚年事,徐鼎年老回家颐养,喜欢在乡间居住,于是在祖居黄茅冈筑一所别墅,房楼庭院,花径荆门,名曰“云西山庄”,门前奎河潺缓,远处山峦环抱。许多名人时常来此雅集唱和,并有诗集传世。雍正十三年(1735年),新任徐州知府李根云在云龙山西麓,创建“云龙书院”,徐鼎曾将云西山庄捐献,作为书院一部分,并“出三百金助构书院膏火”。这已经是迁徐100年后的事了,可知徐家在云龙山西的田产一直维持着。 名门府邸 宅基北门里5 O$ W5 f% s/ a' k7 H( o
兴起徐半城 从徐家迁徐后,短短几十年,不但家道殷实,而且,诗书传延,仕途显达。所以至此,徐家11世孙姻亲李云奇说:“洪德公贻谋者远,历代诸公培植之深也”。此言极是。 大约在顺治初期,从城南继续往南发展到茶棚、桃园,而后转身进城,“置宅基于旧城北门里”。徐州城这么大,为何“置宅基于旧城北门里”呢?清初的徐州城是怎样的情形?现在有幅清同治年间的徐州城区图告诉我们,同治时徐州城内四处仍然存在大片水域,文庙(今二中)附近水域最大,城东南、西南又多官署,惟西北片虽有水塘,但比较空旷。同治时且如此,那么200年前的清初,距天启大水退去方二三十年,彼时这片地方水域更为多,市廛更为萧条。徐家祖先选择临近北门的这块地方,一是购置较为低廉,再是考虑将来子孙繁衍聚居。 徐家后裔徐建国先生是建筑学方面的专家,他对徐家大院的修建过程、特色,久有研究。他认为,徐家后人所称营建的“城宅”,应开始于1650年前后,即顺治6年,这时徐家第三代人已经起来了,徐国珍大约30岁,其子即第4代徐益谦、徐益哲也已六七岁。再过约20年,从第4代起,徐家人始登仕籍,均有政绩,多次得到皇上诰封。徐氏族人在有清一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期间,诰封、授赠、封荫共多达十二次。这些“诰封”当年都供奉在东大院的正厅闻善堂。 徐氏在徐州城里所购置的宅基,俗称“徐家大院”,它是在200年间逐步发展,由东西五个院落、20多个四合院组成的。 徐建国说,徐家大院最初是在两处水塘附近兴建的西院,平房,该院落东西约60米,南北约160米,不足15亩地。整体是前庭后寝的三进四合院。中院南为水塘,水塘的西南角淘有水井。院落前门在富贵街(今富国街),大门是广亮式一开间的屋宇大门,门外有照壁。 其后不久,向东扩展了80米面阔的东部院落。即后来的“内院”。因该处也有水塘,土地买得也较为价亷。所建的都是平房,形成一定规模、规范的民居四合院形制建筑群。并在北围墙开有后角门,门口置对石狮,俗称“石狮口”,也就是民国时期醒狮巷的由来。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徐家向西又扩展了西部院落,西部院落是较为典型的北方四进四合院形制。二、三进院的两道仪门,与第三进内院的正厅房都处在中轴线上,内院正厅堂之后,最北面是两排平房,后改作家庙。门前也有照壁。 徐建国说,约40年后,徐家第四代徐益哲在山东肥城做官后,大约在1690年后(康熙年间中期),便把最初修建的西院平房拆除,建起三座两层楼房。《徐氏家谱》说:“吾宅南偏有大池,乃筑楼于其北,一行七间”。中为“近水山房”,是会客的地方;东楼书斋是徐鼎(第五世)兄弟们的读书处;西楼称“闻善堂”,是早期祭祀和宗族议事之处。此后,这座院落被称“西楼院”,是徐家大院早期的主体建筑。后为祠堂。 又十年后,徐益哲立有“军功”,1699年、1707年两次蒙赐,大约在1700年前后开始东部大片院落的营建。徐家大院的这次东扩,约120米,直抵北门大街,把东大门筑起在北门大街上。东部院落分为前大院、东大院,除了花园、仓院、马号外,还筑有高级别的“五间堂楼”,使徐家的中心移到了东院。十多年后,到1713年前后,第五代徐鼎任湖北布政司布政使期间,东大门建起八字门楼,路对面建起了“八字墙”照壁。另外诸如旗杆、下马碑等表识显示官职和等级的建筑附属设施均已完备。 徐照(第五世,徐鼎堂弟)在雍正9年10年(1731年、1732年)两次建有军功。此时徐家大院上升至巅峰时期。经济上实力雄厚,东院的建筑明显比西院好出许多。寝院东西一线,左宗祠右家庙,其建筑形制完全遵守封建宗法礼治制度,“左祖右庙”、“前堂后寝”的传统建筑规制。这样,徐家大院以西、中、东三路五个相对独立的院落组成,各院落的前部有甬道相互贯通,共占地85亩余,有人说是120亩。不大的徐州城里,一个家族院落独占近百亩地,所以俗称“徐半城”,如此称誉,不为过也。 从顺治到嘉庆、道光年间,这200余年,也是徐州逐步恢复发展的时期,徐家大院的前街成为富贵街,西侧为苦水井街,北边则是堡报营,街市发展折射出人口繁多,社会各业兴盛,北门大街市井倍加繁荣。徐国珍、徐鼎、徐益哲、徐照等人已列入同治版《徐州府志》,他们的籍贯已不再是山东诸城,而是徐州。 徐门英杰 严整有家风' B: L9 T& p# a
忠贞报国恩 封建社会,一些家庭的社会流动,特别是上行流动,在动荡离乱-新政权创建-复兴繁荣时期,往往顺势而成者众。由平民上升到官宦人家,其途径一是儒学,二是军功,三是经商。在徐州地区,经商至仕比较困难,多是通过读书科举、从军立功。所谓“徐州于前朝以科第显者,曰李、曰徐、曰崔,迄于清季阀阅犹存”者,李、崔两姓以科举著,而徐家则是科举、军功兼备。《徐氏家谱》证明了这一点。 徐家后裔徐永奎珍藏着张伯英先生题签的《徐氏家谱》,轻易不示人。2010年春央视《寻宝》组来徐,徐永奎曾以宝荐之。我当时在杂项组参加预选,得以见之。后专门拜访徐永奎,他请出《徐氏家谱》。 此部《徐氏家谱》为民国25年(1936年)修纂,是道光二年(1812年)后的二修。共6卷。家谱记载,徐国珍来徐时方10岁,经历艰苦创业,治家严谨,对子孙尽力培养,“能读书者则延明师课训;不能读书者,则促之耕耨;必不令其浮华奢侈。”对邻闾慈善,徐州某君家境贫寒,求借一点银两谋生。徐国珍慨然允许。不料数月后,某君做生意不但没有成效,还“折本金数百金”,且再来借款。徐国珍听了没有责问,而是继续借支,如是再三,某君仍然亏损,仍然托人再借。此时有人劝说不能再借了,徐国珍不以为然说:不是他不善经营,而是时机未到。于是加倍借与。此人愧羞难当,着意经营,没几年竟赚得数万两银子。江苏巡抚闻知,题赠徐家“泽被桑梓”的匾额。 徐益哲,自幼性格正直执着,开始做肥城知县,官职很小,他说“官职没有崇卑,称职是最难。”1696年,康熙皇帝随军西征噶尔丹,徐益哲请行负责粮食军需支应事务,有人劝告这是苦差事,做不好要受罚的。徐益哲并不在意,治事勤敏,出色完成任务,立有“军功”。后又有浙江“接驾”,“打造船只”,迎送皇帝之“劳”,得到圣祖皇帝御书扇、御书条幅等多件赏赐。 徐鼎是徐家官职最高者,进士,后授礼部祠祭司员外郎。在担任杭嘉湖巡道期间,秉公清廉,果毅善断。有两寡妇同谋人争产,互告10多年不能结案。徐鼎经过调查,结果合理分产,罪人伏法。徐鼎“公平情断”,整风尚,抑豪横,革陋规,治理科场,疑案多破,受到百姓拥护,颇有政声。雍正皇帝在准许徐鼎任该职前,曾朱批:“着实去得,上上好的。徐鼎,少少年些,不然可以大用。光景实力奉行之人。”实在是朝廷信赖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