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 徐悲鸿晚年为离婚付惨痛代价：前妻索要百万

　　初到法国

　　1919年“五四”前后，到欧洲留学在中国蔚然成风。欧洲受战事影响经济衰败，物价不高，因此，只要是考取官费或者家里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中国学子都愿选择留洋。与徐悲鸿和蒋碧微同船的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当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于5月10日渡过海峡，随后转车赶往巴黎的时候，还不知道国内已经发生了在中国历史上意义尤为重要的“五四”青年运动。“五四”精神的影响也在悄然向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蔓延。

　　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为刚抵达的留学生安排了住处，有欧战前到法国留学的学长接待他们。转赴其他城镇的学生在旅馆休息了一天就由招待人员接走了，剩下留在巴黎的学生大多被安置在拉丁区巴黎大学周边专供学生租住的旅馆。

　　“每一房间的床头柜里，总有一只瓷器的溺盆，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有一位同学肚子饿，出去买了面包回来，因为找不到容器存放，见床头柜里有一只洁白的瓷盆，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便拿出来盛放面包，逢人就端着请客，惹得大家掩口葫芦，笑痛了肚皮。”

　　这样的笑话在全球化的今天也许不至于这么夸张，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从自己打小儿就习惯了的家乡骤然陷入到欧洲的西式生活环境，冲击感一定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留学生强烈得多。

　　抵达法国后，蒋碧微在家埋头补习法文，徐悲鸿则每日到各处博物馆看画。巴黎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六十多个，它们成了徐悲鸿入学前最好的补习班。徐悲鸿在1930年所写的《悲鸿自述》一文中这样回忆道：“吾居国内，以画谋生，非遂能画也。且时作中国画，体物不精；而手放轶，动不中绳，如无缰之马，难以控制。于是悉心研究观古人所作，绝不作画者数月，然后渐渐习描。入朱利安画院，初甚困。两月余，手方就范，遂往试巴黎美术学校。”从徐悲鸿的亲笔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初到法国的他考学压力有多大，而他又为何会如饥似渴地去参观各类美术展览。

　　1920年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录取了100名新生，徐悲鸿名列第十四。此时，自他刚开始在朱利安画院补习西方绘画技法还不到三个月。从小仅仅跟着乡村画师的父亲学过中国绘画，而从没有系统进行西洋绘画技巧训练的徐悲鸿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跨越巨大的文化鸿沟，正如他初入上海，以零基础补习法文考上震旦大学那样，他在法国再次创造了奇迹。

　　徐悲鸿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西洋绘画技巧，但从小其父徐达章总是教诲他学画要注意观察，还经常带他写生、临摹，画他的父母、兄弟、邻居甚至路边的乞丐。而最令他受益的是每天临摹一幅吴友如的人物画，这可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童子功”。

　　吴友如是清代末期最著名的插图画家，能在尺幅之中描绘亭台楼阁、鸟兽虫鱼、奇花异卉，乃至千军万马。他如同一位未曾谋面的启蒙老师一般，为徐悲鸿后来超强的临摹功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不过，吴友如的这些插画属于中国古代“白画”，造型靠的是“白描”，主要手法是“线条”，以轮廓为主，有的略用淡墨渲染，以表现其立体感，它与西洋素描使用铅笔、炭笔绘画，讲究“块面”的手法完全不一样。

　　从现存的徐悲鸿素描作品来看，他刚开始画素描时，线条还比较粗，块面的疏密也不够匀称，但却不失雄奇、生动，可谓灵性十足。而后他的素描日臻成熟，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考上巴黎国立美术学校也是徐悲鸿为践行改良中国画的理想迈出的第一步。

　　忘年之恋

　　1943年，为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徐悲鸿从重庆经贵阳辗转到桂林，要将当年从南洋避难回国存放在七星岩岩洞中的一批藏书取出来带回重庆。因工作需要，徐悲鸿登报为学校招聘一位图书管理员。

　　当时刚高中毕业，年仅19岁的廖静文，为了参加抗战救亡运动，随文工团来到广西，进行抗日宣传义演。这个爱读书的湖南姑娘无意中在阅览室看到招聘信息。

　　“因为我想到重庆去考大学，所以我看有重庆来招考的，我就去报名。而且我又喜欢看书，当图书管理员我非常愿意。”当我们采访廖静文女士时，她对报考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40多个人报考，我觉得我不一定有希望，所以回到单位以后，我就没有想我能够录取。但是过了几天，我就接到录取的通知，叫我去复试，徐悲鸿先生亲自主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徐悲鸿一向爱才，对这个以第一名成绩进入复试的女学生格外关注，于是，他问了廖静文好多问题。问到她的兴趣爱好时，廖静文原本想说自己很爱唱歌，在“抗战文艺演出团”合唱队是唱女中音的。当时合唱队中八人小合唱女中音只选了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廖静文，可见她的女中音唱得相当不错，但同时她还喜欢看书。于是她留了一个小小的心眼儿。“徐悲鸿先生问我，你喜欢什么？我没有说我爱唱歌，我告诉他我爱看书。他又问我看什么书？我在中学就读了很多的世界名著，比如托尔斯泰、高尔基，还有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等等，还有中国的巴金。我大概每一个人举了一两本书。另外我还告诉徐先生我喜欢中国的旧诗词，我也把陆游的两首诗背给他听。总之，在那次考试里，徐悲鸿觉得我读书挺多的。我当时虽然知道徐悲鸿的名字，但不知道他就是徐悲鸿。”　　

　　就这样，廖静文被徐悲鸿亲自录用。文工团知道这个消息后，本来还不同意廖静文离团，但廖静文经过再三思量，还是决定抓住这个新的工作机会。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个决定竟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很快，徐悲鸿便带着这位新上任的图书管理员来到广西的七星岩，这里存放着大量徐悲鸿在抗战期间带不走的书籍画册。新工作让廖静文大开眼界。“我以前爱看书，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西方的画册，所以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接触那么丰富的西方美术。我看到徐悲鸿捧着一本一本的画册，就像跟亲人在一起一样，那么高兴。那个时候我还跟他不怎么熟，而且第一次在一起工作，我也不敢问他。可是他要捧到一本好画册，就会主动跟我讲，这个是西方哪个派，哪个有名的画家的画册，他也讲他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很穷，买这些画册都要省着，要饿着肚子不吃饭去买画册。”

　　为了艺术宁愿忍饥挨饿，年轻的廖静文不禁对眼前这位师长产生了敬佩之情，她深深感到眼前的这位大画家对艺术爱得有多么深。

　　随后，廖静文跟随徐悲鸿回到重庆工作。在那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她得到徐悲鸿的很多关照。有一次，她感冒发烧，多亏徐悲鸿的悉心照料，才让她很快康复，她心中对这位可亲可敬的大画家又多了许多感激之情。

　　病愈后，徐悲鸿常常邀廖静文在工作之余一同去嘉陵江畔散步。时间一长，两人彼此的了解和默契不断加深。廖静文渐渐理解了徐悲鸿八年无家可归的无奈，他是如何多次试图与妻儿团圆却遭到蒋碧微的拒绝的，这又让年轻单纯的廖静文心生同情。从敬爱到同情，加上感激，他们之间的感情悄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个时候，因为我没有恋爱过，也没有交过男朋友，实际上当时我是很尊敬徐悲鸿，也很同情他。但是我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种敬他爱他的成分。徐悲鸿就开始对我说，我很感谢你，你来了以后，我可以常常出来散步，可以跟你讲我的情况。我就跟他说，那我愿意以后一直在你这里工作。徐悲鸿说，你愿意在我这里工作当然很好，但是你也快20岁了，不小了。说我47多了，岁数也很大了，也没有家，说你永远在这里工作，那我们不可能永远两个人这么在一起，你也得要有家，我也得要有家。所以他就跟我说，你如果愿意永远在这里工作，那就让我们结婚吧。”

　　由敬到爱，廖静文为徐悲鸿付出了纯真的感情，但是她的父亲却如同当年孙多慈的父亲一般也表示了反对，除非徐悲鸿与蒋碧微正式离婚。这一次，徐悲鸿拿出了决断，他不愿再错过。他知道这位善良、有着抗日爱国情怀的姑娘不似蒋碧微，她能读懂他的心。他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给廖静文和自己一个真正的家，也给她的家人一个交代。

　　1945年12月1日，徐悲鸿与蒋碧微的离婚签字仪式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庆大学饶家院张圣奘教授家里举行。这一段被蒋碧微写入《我与悲鸿》一书。

　　徐悲鸿当场签字，答应了蒋碧微非常苛刻的离婚条件。除了支付子女每月的抚养费之外，还要兑现一百万元和一百幅画。为了尽快完成画作，徐悲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就是半年。当时有医生劝告廖静文，徐悲鸿的身体健康状况很糟糕，也许只有十年的寿命，难道还要嫁给他吗？年轻的廖静文没有犹豫，她陪伴在徐悲鸿身边，悉心照料，并将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爱慕和敬佩的人。

　　1946年年初，年届五十的徐悲鸿终于重新拥有了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