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春：充分发挥文化在经济困难时期的独特作用

徐言平

徐光春：充分发挥文化在经济困难时期的独特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传统、精神情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积淀和传承，是人们认同归属的精神家园和沟通交流的桥梁纽带。作为一种凝聚力、生产力、创造力，文化深深熔铸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每一个历程。以“文”化人，能够提高人的素质与涵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文”化物，能够为物品注入文化元
素，提高其品位和价值；以“文”化事，能够借助文化的力量，促进事物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情的柔性解决。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困难境地，文化对于克服困难、应对挑战、加快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第一，文化为克服困难、应对挑战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金融危机不仅对经济发展造成强烈冲击，而且对人们心理产生严重影响。在恐惧、迷茫、急躁、绝望等消极情绪在一些人中弥漫，人们越来越需要精神抚慰、思想疏导的时候，文化最能带给人们信心和希望，最能提高人们的精气神。首先，文化是抚慰精神的“心灵鸡汤”。《心灵鸡汤》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系列读物之一，就是因为它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能从不同的方面滋养人的心灵、头脑和灵魂。危机压抑人心，文化放飞心情。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美国人之所以在领取救济、节衣缩食的情况下也要挤出几个钢镚儿，去剧院、影院欣赏“幽默大师”卓别林和“微笑天使”秀兰·邓波儿的精彩演出，就是因为他们的滑稽表演和乐观精神，能够使大家释放与排解现实生活的压力，产生精神上的愉悦和轻松。危机伤害心灵，文化抚平创伤。最近《梅兰芳》、《赤壁》、《疯狂的赛车》等国产影片热映，其原因也在于这些影片不但契合特殊时期中国观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需求，而且缓解了人们的情绪、慰藉了人们的心灵。其次，文化是提振信心的“威风锣鼓”。文化铭刻辉煌、文化凝聚信心。面对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信心问题不解决，中央扩内需、保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代父从军，吉鸿昌、杨靖宇、彭雪枫抗日救国，常香玉巡演捐资购买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艰苦奋斗、治穷治愚，林县人民战天堑修水渠，都是中原儿女不折不挠、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精神的写照，是几千年来激励人们危难之际不畏不惧、困难当头奋发有为的文化源泉。只有从昂扬向上的文化中汲取应对危机、战胜困难的力量，才能坚定渡过难关、加快发展的信心。其三，文化是破浪前行的“灯塔火炬”。文化是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是对人们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激励人们探索前行的动力源泉。文化给人智慧、给人力量，让人们认清形势、理清思路；文化传递信息、传播知识，让人们把握大局、趋利避害；文化激发思想、激励创造，让人们积极应对、化危为机。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文化先贤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如格物致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否极泰来等，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越是困难时候，越需要靠文化打开智慧之门、开启光明之路，引导人们客观辩证地认识和分析危机，捕捉和把握难得机遇，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找到应对良策，尽快突破重围。

    第二，文化为克服困难、应对挑战发挥重要消解作用。文化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思想意识、艺术创造，除受经济的根本作用外，还受历史积淀、传统演化、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其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完全同步，在困难时期可以缓解和抵消各种不利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看，文化具有“反经济周期调节性”。在社会动荡、经济困难时，文化往往逆势上扬、蓬勃发展。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乱不断，文化上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现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在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前夜，思想文化艺术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和文化巨著，因此18世纪也被称为法国人的世纪。以百老汇和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演艺、影视等文化产业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逆势腾飞，由此美国不仅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文化产业大国，而且成为文化输出第一大国。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政府将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予以大力扶持，其影视、歌曲等文化产品形成了冲击全球的“滚滚韩流”，文化产业成为推动韩国经济发展的“孝子产业”。从文化自身发展特点看，文化具有“抗衰退能力”。文化生产主要是靠智慧、创意、科技来推进，初始成本较高，但产品复制和传播成本很低，并且与物质产品的收益规律不同，文化产品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规律。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虽然投资高达2亿美元，但票房收入也高达18亿美元。同时，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朝阳产业，永远不会消亡，而且不少文化产品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珍贵。荷兰艺术大师梵高生前只卖出一幅作品，大约400法郎，今天他的作品是全球博物馆梦寐以求的收藏品，仅公开卖出的作品总价值就高达上百亿美元。从文化的功能看，文化具有调节情绪的作用。参加文化活动和消费文化产品能够转移人们对困难危机的关注，减轻危机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和精神紧张。比如，歌唱可以宣泄压抑的情绪，阅读可以给人希望和力量，观看滑稽幽默的喜剧片可以让人忘记苦恼和郁闷。深入人们心灵深处、拨动人们情感琴弦的精神文化产品，总是能为寒冬中的人们送去暖流、增添勇气。只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文化发展的重要消解作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激活文化发展的“一池春水”，就能消融经济发展的“层层坚冰”。

    第三，文化为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生成新的发展机遇。文化具有商品和知识双重属性，既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能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辐射力、影响力。特别是经济困难时期，文化作为软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能产生新动力、带来新机遇。首先，文化为促进合作交流搭建“金桥”。文化具有穿越时空、深入心灵的强大力量，能够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联系起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都通过文化的沟通交流，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近年来，河南充分发挥河洛文化、姓氏文化、功夫文化、民俗文化、古都文化等资源优势，成功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中原文化港澳行、澳洲行、宝岛行等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架起了一座座沟通交流的桥梁，把各路商家对中原文化的“心动”转化成了投资河南的“行动”。文化如水，润心无声。在经济困难时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直接开展经贸合作往往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充分发挥文化的开放性和亲和力，可以消除人们滋长的保守心理，达到以文化交流促经贸合作的目的。今年初，河南成功举办中原文化港澳行、澳洲行，活动期间签约项目分别达到65亿美元、27亿美元，实现了文化大交流、经贸大合作、人员大往来、发展大推进。其次，文化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支撑”。当今世界范围内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趋势，使经济增长中的文化推动力越来越突出，经济竞争中文化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提出，国家贫富取决于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企业、一个产品来说更是这样。文化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主要元素，是品牌经济的价值源。与同类产品相比，阿玛尼时装、夏奈儿香水、轩尼诗红酒等高档消费品，价格之所以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关键就是文化含量大、品牌知名度高。近年来，河南大力开发的少林文化、大宋文化等品牌，叫响全国、走向全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充分挖掘文化的丰富内涵，向物质生产注入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品牌价值，增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其三，文化为催生新产品新产业提供“土壤”。文化与其他产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是新产业产生的重要途径。韩国把注重设计和创造的文化理念普及到各个产业，网络游戏产业快速崛起，与微软和索尼在游戏产品市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共栖、融合、衍生、互动，《大长今》、《冬季恋歌》等韩剧产生轰动效应，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掀起了韩国时装热、美容热和美食热；把影视与旅游相结合，拍摄现场成为国外游客体验韩国文化的旅游热点，有力推动了旅游业发展。日本“文化立国”战略的实施，使文化产业的许多领域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全球播放的动漫作品中有六成以上出自日本，日本被公认为“动漫王国”。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米老鼠和唐老鸭》后，从“卖”动画发展到“卖”品牌，催生和带动了相关动漫业、玩具业、服装业、出版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产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热播后，相关衍生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迅速跟进，喜羊羊等系列毛绒玩具持续热销。

    第四，文化为克服困难、应对挑战营造良好思想环境。文化对个人而言，能塑造人格、提升修养、展示形象；对群体而言，能统一思想、整合意见、规范行为；对社会而言，能维持秩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文化特有的这种价值整合功能，在经济困难时期显得弥足珍贵。首先，文化是凝聚人心、增强合力的“粘合剂”。文化源自心灵又影响心灵，文化承载感情又维系感情，文化产生力量而又聚合力量。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仁”即“爱人”的道德学说，“仁者爱人，泛受众”，奠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友爱互助、精诚团结的伦理思想基础。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五千多年而绵延不绝，中华民族之所以饱尝艰辛而生生不息，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断培育、积累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近年来，海内外华人之所以纷纷到河南寻根谒祖、观光旅游、投资兴业，就是因为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河南是所有中华儿女心灵上的故乡。面对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充分利用文化凝聚人心、增强合力的重要作用，秉承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优良传统，才能抱团取暖、联手挡浪、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其次，文化是提高修养、提升品质的“催化剂”。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离不开道德的规范。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伦理道德的论述为前提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监管不力的原因更有道德缺失的因素，美国近期披露的一系列商业欺诈事件，就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内出现了一些失德行为，如有些企业老板拖欠债务半夜逃逸，有些企业大幅裁员、制假贩假，有些企业穷庙富和尚等，同时也涌现了一个个讲究道德、温暖人心的故事。文以载道，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将真诚、公平、正义等理念植入人们的心田，提高人的道德品质，为经济发展筑牢道德的“防火墙”。要以文化建设强化道德的力量，增强社会责任感，使市场主体始终“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让道德的光芒照亮经济复苏之路。其三，文化是促进和谐、维护稳定的“润滑剂”。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种矛盾，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和谐，都需要发挥文化的熏陶、教化和激励作用。“和”是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人伦和谐、天人协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的美好理想，政通人和是人们理想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金融危机的蔓延极易激化旧矛盾，引发新矛盾。要充分发挥文化沟通心灵、促进和谐的独特作用，倡导和谐理念、打造和谐文化，用文化的力量来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为应对挑战营造人心齐、社会安、大局稳的良好氛围。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其影响和冲击还在加深。在经济发展的特殊困难时期，克服困难、应对挑战，迫切需要发挥文化的独特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文化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找准特殊形势下的文化定位，紧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线，紧跟市场经济这个导航线，紧贴人民群众这个需求线，紧靠改革创新这个生命线，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广大文化工作者要自我加压，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焕发创造激情，增强创新能力，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

徐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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