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危机之下如何规划“十二五”？

徐卫

徐以升：危机之下如何规划“十二五”？

2009年06月08日07:53　

　　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　　

　　危机之下如何规划“十二五”？

　　近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改委等部门均召开了“十二五”（2011年~2015年）规划的前期专家讨论会。早在2008年底，发改委规划司等部门即就“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进行布置。目前2006年~2010年期间的“十一五”时期还没有结束，去年刚完成“十一五”计划的中期评估。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于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作出了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断。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展望“十二五”时期，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李守信指出，即将进入的“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将如何改变我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应该如何在危机背景下规划“十二五”？自本期开始，本报推出“如何规划‘十二五’”系列讨论专题。本期访问的嘉宾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2008年4月他曾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主讲人，主讲题目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将深刻调整

　　CBN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要进行“十二五”规划的前期展望，离不开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你怎么看“十二五”规划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

　　李向阳：是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客观上已融为一体。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已经目睹了来自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领域对我国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外部冲击，尤其是来自国际市场价格的冲击最为广泛和直接。

　　到目前为止，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尚未结束。由于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具有内生性和广泛性，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除了短期经济衰退之外，从中期来看，全球经济将面临一个中低速的增长环境；在增长方式上，以美国过度消费、中国等出口导向经济体过度生产为代表的增长方式面临调整。此外，在国际贸易、新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多个方面，在中期内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规划“十二五”所必须要考虑的国际环境变数。

　　CBN记者：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会出现怎样的调整，对于中国“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会有什么影响？

　　李向阳：国际金融危机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作出重大调整，这已经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国际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双循环机制，全球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所谓双循环机制，一方面表现为美国的负债消费导致进口增加，带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另一个方面，东亚经济体通过出口积累了高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然后又通过金融市场回流到美国，支撑了美国的负债消费。但是此次危机已经证明，这种双循环机制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CBN记者：未来，美国消费机制的回归、消费规模的减少可期，能不能预测消费规模会有多大的减少？

　　李向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应该是一个基本趋势。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美国私人储蓄率从2008年第三季度的0.7%上升到今年4月份的5.7%。从历史来看，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家庭储蓄率大致在8%~10%。从目前的实际储蓄率率水平上升到10%，还有很大空间。

　　过去十多年期间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负债消费，主要是因为资产价格一直在上升，而在金融危机造成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美国家庭必须要调整负债与收入的比例。实际上这还是增加储蓄、降低负债的过程。

　　无论是储蓄率提高还是降低负债与收入的比例都将最终导致消费的减少。不久前，麦肯锡公司做了一个估算，仅仅因为过去几个月的私人储蓄率上升（到2009年3月份储蓄率为4.2％），美国家庭的消费就已经减少了6500亿美元。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家庭的负债与收入比例每回调5个百分点，对应要减少5000亿美元的消费。目前美国的负债与收入比在130%，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十年前这个比例低于80%。这项调整对于未来总需求的减少是非常巨大的。最悲观的一种估计是，私人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从目前的70％下调到60％。

　　CBN记者：这种总需求规模的减少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大？

　　李向阳：考虑到美国GDP占全球的比例超过20%，美国储蓄率的提高与消费的减少，对全球总需求的减少将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将是出口导向经济体。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将是一个最直接的压力。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增长，因而未来将面临巨大的冲击。现在很多人还期望危机过后中国出口增长率将恢复到20%、30%，但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小。如果真还要恢复这么高的出口增长率，就需要挤压其他出口国家的市场份额，结果会使我们面临越来越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高速全球经济增长不再

　　CBN记者：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也会带来你讲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

　　李向阳：对，这是中国在“十二五”时期将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在2015年以前，全球经济将会维持一个中低速的增长态势，回到过去十年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不太现实了。

　　首先，未来全球经济调整需要美国增加储蓄，中国等东亚经济增加消费，这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开始了这种痛苦的调整过程，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没有做好调整的准备。尤其是东亚经济体，我认为还没有一个国家对这个问题设计出一个中长期的调整方案来。

　　其次，全球经济面临如何摆脱通缩和通胀的环境。目前全球经济短期面临通缩，一旦经济企稳，全球通胀压力非常大。无论是目前摆脱通缩，还是未来摆脱通胀，都会使得经济增长放慢。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一就是既没有通缩也没有严重通胀。

　　第三，随着全球金融监管的加强，全球融资成本的提高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过去二十年，受金融自由化影响，融资成本非常低。而融资成本的提高会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带来一个新的障碍。

　　第四，全球产业结构面临调整。目前我们正面临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的转变，这会使得经济增长受到压力。与此相对应，从传统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一个全新的产业结构，这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所孕育的信息产业一直到90年代才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全球经济才真正进入繁荣阶段，这个过渡是非常痛苦的。

　　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方向是核心问题

徐卫

　　CBN记者：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的转变是不是也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变数？ 　　李向阳：清洁能源作为新兴产业将决定下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产业发展方向。经过这次危机，发达国家传统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和金融业，短期内不可能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者。而传统制造业都已经通过外包转移出去了。这种产业转移不是人为的，而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也不可能重新回归到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必须要寻找新的替代产业，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奠定基础。现在各国正在逐渐形成共识，这就是清洁能源产业。 　　目前清洁能源产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与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比成本依然过高，吸引不到持续性的投资。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依靠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则是靠制定更加严格的、涵盖更广泛的国际环境保护规则，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规则，来提高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围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规则现在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今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将确定未来十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规则。中国、印度、巴西等大国也成为这次谈判的焦点，发达国家希望对这些国家的减排施加更强的国际约束。 　　这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一方面规则的制定过程仍然是由发达国家来主导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环境保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我们需要把握新一轮全球产业发展的方向，更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挑战会在“十二五”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国际金融环境动荡可期 　　CBN记者：此次危机肇始于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本身的调整，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十二五”？ 　　李向阳：很显然金融体系在中长期都将面临一个深刻的调整，而且表现在多个方面，这都会对中国的中长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过程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这将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和贷款欲望。同时，金融机构的组织行为和市场行为也更加难以预测。 　　第二，对于未来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路径，各国之间的分歧很大。既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也有美欧之间的分歧。在共识难以达成的背景下，金融体系的发展将受到影响。 　　第三，美元汇率的无序波动风险加大。现在美国面临的是通缩压力，但如果美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不能在最恰当的时机退出，或者美国不放弃转嫁债务风险的政策导向，其未来的通胀风险就会加大，美元贬值风险将会大幅提高。而美元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尤其是向贬值方向的波动，将使国际金融市场处于一个极端动荡状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将会受到冲击，中国巨额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也将需要重新考量。 　　第四，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也存在很大的争议。虽然大国在原则上同意改革，但具体怎么改存在着重大分歧。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世界货币发行者的基本立场，而其他国家则试图改变现有的格局。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议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总之在中期内，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在加大，这将是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面临的重大问题。 　　贸易规则共识难成 　　CBN记者：在贸易问题上，除了保护主义，多边贸易规则等等还会有什么方向的变化，其中长期影响如何？ 　　李向阳：首先多边贸易规则达成一致的难度在加大。现在多哈回合处于停滞状态，在经济危机结束之前重启的难度非常大。而且从中期来看，围绕未来的多变贸易规则，可能出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越来越大的趋势。 　　随着全球总需求的减少，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受到限制。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强调推动降低关税、提高市场准入等规则的制定。而发达国家的重心可能转向新领域，比如在国际层面将贸易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挂钩等等方式，为发达国家未来的新产业创造条件。 　　其结果可能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看起来都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但在新规则制定的方向上分歧会逐渐加大。发展中国家希望扩大市场准入为出口贸易创造条件，而发达国家更希望为下一轮经济周期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 　　如何参与并主导东亚区域合作？ 　　CBN记者：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如何展望全球背景之下的东亚地区环境？ 　　李向阳：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将极大地影响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关系。东亚经济体和东亚生产网络将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 　　伴随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到了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中。在这个网络中，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到中国大陆等经济体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产业分工链条。在区域内这种跨国的资源配置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但东亚生产网络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就是缺少最终消费市场。而面对国际生产方式的调整，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这一难题将更加严重。 　　从根本上说，整个东亚地区都需要调整多年来的储蓄消费结构。但是客观地说，东亚国家并没有做好调整的准备，很多国家，包括东亚小的经济体都寄希望于中国，希望中国改变消费结构，扩大内需并拉动他们的经济增长。因此，未来东亚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谁能够为这个地区提供经济增长的市场，谁就有了未来合作的主导权。 　　实际上，扩大东亚地区的最终消费市场规模不是中国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做到的，这最终需要进一步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因为从欧洲、北美地区的经验来看，区域合作在客观上能扩大整个区域的总需求。 　　总之，中国如果能够在“十二五”期间有效地完成储蓄消费结构的调整，就有可能在未来的东亚处于一个核心地位。 【作者：徐以升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