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传播者”徐文兵：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当贵人

徐卫

《中国青年》09年16期封面人物

　　星期五下午，准确说，是两点整，徐文兵按照约定的时间，一身中式扮装施施然踱进了他位于首都图书馆东南翼龙头公寓北楼一层的厚朴中医学堂。这个下午是他每周的例行媒体接待时间。尽管京城连日溽暑，阵雨时作，徐文兵给人的感觉依然是精神抖擞，气场爽朗，好像怀中揣着一台小小的马达。这位近来声名鹊起的中医大夫表示，他的挂号费是400元，除了休息日，工作时间每天都有很大的接诊量，“预约已经排到了三个月后”。其实，印证他是一名“好医生”更直接的例子，是记者认识的一位朋友带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前往问诊，经徐文兵两次治疗后，母亲回家能认儿子了。

　　但真正让徐文兵从一名单纯的中医大夫走到“中医文化传播者”的台前，则和他与著名主持人梁冬合作推出《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系列节目及出版《字里藏医》等中医启蒙著作分不开。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徐文兵迅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自己，接触到传统中医文化知识。而在此普及的基础上，徐文兵一直雄心勃勃着力推进的，是关于他的中医理想和中医社会实践：建立一所私立中医大学，再将这所中医大学开到国外。他的说法是，“作为中医大夫，我的工作是恢复、唤醒人的自愈能力。作为中医老师，我的任务是对外输出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对内恢复和唤醒国人的自信和自尊。”

　　强大的理想从来离不开现实的关照和路径选择。受母亲魏天梅影响，徐文兵童蒙即诵《药性歌括》《汤头歌诀》《濒湖脉学》，接触中医传统教育。198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名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1990年毕业留校，先后在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门诊办、院办工作，开始深刻认识“悬壶济世”的现实境遇。1997年，徐文兵被公派赴美讲学，在美期间考取了全美针灸师和中医资格。1998年回国后即辞去公职，创办北京厚朴中医研究所，从小门脸、地下室一点点艰难起步，开始他恢复传统中医教育、医疗模式的“追梦之路”。

　　“观夫古今，匹夫莽汉，有勇无谋，败事有余。书生犬儒，空谈误国，成事者少。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医事业的振兴，需要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更需要能够身体力行，为实践理想而放弃虚名浮利，刻苦钻研、开拓创新的人。”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兼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龙致贤如此撰文，叮嘱自己的得意门生徐文兵。

　　“厚朴是一味中药，也是英文‘hope’（希望）的谐音。”厚朴堂主徐文兵如是说。　

　　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当贵人

　　记者：看你的博客文章，隐约感觉你的世界与众不同，在我们看来是“红的、黄的、紫的”花，在你那里叫“水红花子、山菊花、藁本、石竹、梅花草、飞燕草、薤白花……”人们更关心房产、股票、基金，你似乎更关心“上古天真”？

　　徐文兵：《上古天真论》是《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一篇，讨论的是养生长寿的意义和方法，以及肾气在人的一生中的重要作用，并以真人、圣人、至人、贤人为例，说明不同养生方法的不同效果。厚朴堂现在的学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加大略湖、密歇根湖、苏黎世湖、伊塞奥湖、吉尔卡湖、红海、黑海、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不同肤色、不同口音，一起大读特读《上古天真论》，也算得上是一景儿。但这并非为了噱头，比这更底层的，是按照二十四节气配合饮食习惯，每天适当地养身练气，为的是修身先修心。这是厚朴堂追求的一种生活理想、生活方式。究其实，身体是人的第一座房子，发动机不是金钱而是你的心灵，静心养心，君子可以讲究，也可以将就。人首先是住在你的身体里，而心情就如同天晴天雨，房子漏水、天气又烂，这样的人生，住什么大房子都是白搭了。

　　记者：奥登说，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当下，社会在转型，竞争在加剧，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大家都很辛苦，很着急，很焦虑，不少人处于亚健康，甚至发生了过劳死。而另一方面，国民似乎又很爱惜自己，流行完打鸡血，又流行练这功那功，而且很有群众效应。你怎么看待这种对健康的集体不自信，或者说骨子里的危机潜意识？

　　徐文兵：这其实体现了我们的民族性问题。中华民族长期栖居在长江、黄河流域，草食居多，肉食居少，性情温顺，加之几千年的文明教化，所以使得大家干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这样的结果，是一些可能淘汰的人种得以保留了下来，另一方面，也印证了道家和中医长期以来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观，即孙思邈所说的“人命至重，贵比千金。”而恰恰不是儒家所说的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至舍身取义、杀身成仁。

　　此其一。其二，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中国人对自我主体地位之确认，以及对自我终极意义的关怀与救赎。当人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件好事。建国以来，我们的医疗制度日趋完善，但基础还是救急应急。我举个例子，你头痛脑热，可以去医院拿点药，但如果你仅仅是“不舒服”，那么，这个问题在医院就得不到解决。问题是，你确实感到“不舒服”，那怎么办？于是人们就会转而寻求各种方式、途径来自我调节。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当贵人来看待。

　　记者：随着网络、媒介的日益发达，人们会不可避免陷入某种信息误区，比方说，现在很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江湖偏方，往往打着中医的幌子大行其道，且受众面十分广。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徐文兵：媒体是个好东西，它使得信息越来越昌明，但信息泛滥、信息误导也往往是它的衍生物。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在讲中医，说得玄乎其玄，人气居然很旺。但我们不能不注意两点：一是电视媒体有自身盈利的需求和收视率的考虑，它更多的时候是在迎合大众需求，杀鸡取卵，不求甚解；二是电视受众，往往没钱、有闲且文化偏低。我有一个观点，就是病人的病态需求往往导致一大帮骗子的产生。举个身边的例子，我的父亲患脑梗，经全力抢救后，能下地了。我们家是中医世家，我母亲是医生，我和我妹妹也是正规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医生，我们给他配的药，老先生居然不吃。他不信。为什么？因为他从报纸上看广告，说只要服用某某药，就能让脑梗患者“健步如飞”，于是我父亲就弃我们而前往投奔那些骗子了。问题是，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脑梗患者能下地就不错了，怎么还能健步如飞呢？但患病的人往往有种溺水心理，哪怕是根稻草也想抓住，这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健步如飞，而这一心理为骗子们所掌握，于是就有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徐卫

　“厚朴”的现实与愿景

　　记者：那么，你的厚朴堂的出发点是什么？

　　徐文兵：厚朴堂所要做的，是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自我，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中医理论，因为每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唯独适合他自己的诊治方法和养生之道，而不是一阵风来大家一齐敲胆经，一阵风来大家又一齐泡脚。中医的所有理论和方法都是因人而异的。

　　记者：当初为什么敢抛弃在别人看来很好的公家待遇，而下海自闯一条注定艰难坎坷的生路？你的源动力来自哪里？

　　徐文兵：讲讲我的亲身经历吧。1997年3月，我被公派美国讲学，为期一年。在堪萨斯城，另有一位来讲学的老中医，七十多岁了，每天早晨在院子里练五禽戏。我闲来无事，就跟在老先生后面比划，一天两天，很多天过去，他也不跟我搭话。

　　可是，有一天早晨，老先生却对我说，“孩子，你有心病。”

　　我当时就傻了，正当而立之年，已经是副高级职称待遇，在中国与美国拿着双份工资，也擅长为人处世，人际关系和谐，一般人可能羡慕我还来不及呢，这位老先生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我内心的痛苦呢？

　　但我内心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那时候不敢上特别高的楼，上十层以上的楼就想往下跳！

　　那天，我跟着这位名叫周稔峰的老先生进了房间，他让我躺下给我点穴，手抬手落间，我顿时泪如雨下，既是身体疼痛难忍的眼泪，更是心结打开之后的眼泪……

　　从那以后，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以前熟读医书，学到的记住的只是“知”；而这一次亲身经历，使我对中医产生了“信”；也正是由“知”到“信”的理念转变，促使我回国后辞去公职单干，从厚朴堂做起，寻找中医的真谛。我是学医的，我的命就是中医救活的，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接受“馅儿饼”的人，有义务把“馅儿饼”传递给更多的人，这就是厚朴堂的起源。

　　记者：厚朴堂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

　　徐文兵：辞去公职，等于本来能分给我的那间筒子楼算是泡汤了，更意味着我放弃了前30年对自己人生的设计和认识。当时我在平安大街租了个月租3000多元的20多平米的写字楼，战战兢兢开始实践自己的中医理论，但前提是得先养活自己。我教外国学生、给他们诊治，就这样勉强糊口，一直坚持到2003年，一场非典把我的外国学生全带走了，厚朴堂也直接搬到了地下室。

　　饶是如此，非典也带给了中医机遇，从2004年起，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拿钱拿时间看中医了。我还记得，那天我正带着厚朴堂的一帮学生在四川都江堰采药，教他们一个一个地叫出药材的名字，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组打来电话，说听说有不少外国人在你那里学医，我们想报道一下。就这样，厚朴堂第一次被媒体关注并推向大众，真的是应验了周稔峰老先生当初对我的那句点拨：“你要想成点儿气候，一定要坚持。”

　　记者：你为厚朴堂设计的远景是什么？

　　徐文兵：在厚朴堂的基础上建立一所私立中医大学，再将这所中医大学开到国外。首先要做的，是在学校恢复“师带徒”制度，我们不能再重复医学院校完全按西医模式批量培训、生产、复制学生的路数，要从根儿上改变“说相声的不会逗乐，练武术的不会打架，学中医的不会看病”的怪现状，要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医生是有价值的，医生比药品、仪器更有价值。我的目的在于培养真正会看病的中医。　

　　养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记者：你怎么看前一段时间一些科学家、教授、博士、院士联名发起的取消中医的网络签名运动？

　　徐文兵：网络妖魔化时代的一场闹剧而已。但是也要感谢他们，中医的复兴就是从**医开始的，不破不立嘛。

　　记者：古人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你如何看养生？你理想中的中医境界是什么？

　　徐文兵：传统儒家喜欢煽动人的名利之心，驱使人的欲望朝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无休止地索求，我个人是很反对这一点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贵有自知之明，时刻保持对自己的知觉，社会才会走向成熟。认识天命，了解本性，在此基础上顺应天命，尽其天年，愉悦心神，活出自己，这是我所欣赏的养性延命的基本思想。

　　事实上，人们患病的原因多种多样、疾病的发展转化也极为复杂，而医生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和手段却远远不够。所以扁鹊有著名的“六不治”理论：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说到底，我理想中的中医境界是我的病人通过改变不正确的价值观，来达到身心健康的和谐境界。所谓养生，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记者：你如何理解范仲淹的名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徐文兵：老子有句很著名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其实反映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折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历史上，但凡腐儒当道，无不国运动荡，就是一个明证。商朝宰相伊尹，出身弃儿、奴隶兼厨子，作为神州第一相，其治国精髓乃“调和而已”。他同时也是中医的鼻祖，其《汤液经法》奠定了中医方剂学的基础，被尊为“亚圣”，现在我们仍然在学习和使用的“经方”就源于此。可以说，伊尹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最杰出的典范。很有意思，古人用道家“调整、调和”的观念来达到和谐社会，中医则通过调整、调和身体的不同脏腑、不同属性，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心平气和，二者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一脉相承。

徐绘龙

难得！

徐东亚

又见图片网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