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先驱者无名

徐卫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8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一个很多中国人所不熟悉的名字——徐继畲。

　　克林顿之所以提及这个晚清时期的中国人，是因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的重要建筑——华盛顿纪念碑的第20级西墙上镶嵌的一块长4．5英尺、宽3．5英尺的花岗岩石碑。在这块用标准的中文楷书书写的石碑上，刻有出自徐继畲的著作《瀛寰志略》的一段话——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客观地说，即使在21世纪初叶的中国，对于华盛顿和美国的政治制度能有如此高屋建瓴的认识，也不能算是落伍，更何况是在那个被龚自珍称为“万马齐喑”的历史时期呢？

　　我们要感谢克林顿，因为他的这番讲演让徐继畲再一次走进了中国大众的视野。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出生于山西五台的一个书香门第。生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徐继畲在通过传统的科举制度踏入仕途之后，一度非常顺利，担任过广西和福建两省的巡抚，还曾经短暂性地署理过闽浙总督这个被称为“封疆大吏”的职位。

　　19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期，徐继畲亲身经历和指挥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军的一些局部性战斗。通过战争的强刺激，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崭新格局，内心里激起了一种强烈了解外部世界的冲动。从此，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地研究外洋的世界，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著作之一《瀛寰志略》。

　　现在，谈起最早的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很多人大都知道和徐继畲处于同一个时代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但事实上，作为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著作，就其思想高度和深度而言，《瀛寰志略》明显要高于《海国图志》。

　　首先，是看待世界的视角上面，《瀛寰志略》大胆突破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华夷之辨”的老皇历。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奉行的是“天下体制”，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由中国主导、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没有文化、比自己明显低一等的野蛮之邦，是为“夷狄”。即使被英夷打得落花流水，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有人采用“精神胜利法”，不肯承认人家是和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而且物质文明远远高于我们的国家。因此，在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朝廷的文件里举凡提到西洋人，还是言必称“英夷”、“法夷”。

　　即使思想开明如魏源者，也没有跳出过这个窠臼。《海国图志》的宗旨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魏源所看到的只是洋人的船坚炮利，也就是被当时的官场嗤之以鼻的“奇技淫巧”，主张要学习洋人的这些长处，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客观地说，魏源能够意识到洋人在技术层面比我们优秀和先进，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但同时他仍然不肯承认洋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平等的人，所以还是没有跳出“羁縻”这个老套子。

　　只有到了《瀛寰志略》，《海国图志》里的这种冬烘气才被一扫而光。在《瀛寰志略》里，徐继畲基本上弃用“夷”这个字称呼英国、法国等国家，而是直呼其国名。这种平视的视角，显示出的是对世界格局的新认识和新眼光。

　　实际上，除了大胆突破了华夷之辨的窠臼，《瀛寰志略》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层次认识，这集中体现在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的那短短数百字之间。一位在那个时代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能够有如此高远的眼光，其思想之超前真是令人击节！尤其是他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认识，虽然没有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加以学习，但徐继畲显然看出了人家和我们皇权专制体制的不同之处，而且公开赞扬了这种制度的优秀，这一点的确算是惊世骇俗的空谷足音了。

　　须知，以当时思想界的整体状况来看，实际上还是相当保守和落后的。这里仅举一例——鸦片战争前夕，大学者余正燮在谈到洋人时，甚至顽固地认为：洋人的生理结构跟我们不一样，洋人的心脏有六个窍，睾丸有四个（转引自李敖相关著作）。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是魏源那样只看到西方技术层面先进性的皮毛之论，已经属于“大逆不道”，为大部分守旧派所不容，更不用说直接赞美美国政治制度的徐继畲了。

　　事实上，徐继畲的超前性可以从晚清时期的另一位开明派人士郭嵩焘的言论上看得更加清晰。郭嵩焘是中国的第一位外派公使，为此被他的湖南老乡咒骂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先行者，当初在看到《瀛寰志略》里讲述英法诸国之强时，也以为有点过分。直到1876年出使英国，亲历了欧洲的一切之后，才恍然大悟地感慨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先驱者，却长期被国人所忽略。大家知道林则徐、魏源乃至龚自珍，而普遍不知道有位徐继畲；知道《海国图志》，不知道还有本《瀛寰志略》。甚至连史学家也将“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桂冠奉送给了林则徐，而不清楚这顶桂冠送给徐继畲大约更加合适。

　　先驱者不但身后寂寞，其后半生也是颠沛流离起伏不定。1850年，因为在福州处理涉及英国传教士的“神光寺事件”，徐继畲被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当地士绅攻击，并很快被极端痛恨洋人的咸丰皇帝免职。直到同治皇帝当政，他才被重新启用，在新部门总理衙门参与管理同文馆事务。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的罢免是因为写了《瀛寰志略》，但那样锋芒毕露的一本书，在普遍具有“自大狂”情结的士大夫之间被视为“异端”，也在情理之中。

　　记得美国人文作家房龙在其名著《宽容》的卷首讲述了一个先驱者的寓言——

　　在宁静的无知的山谷里，大家都年复一年地过着封闭的生活，没有人相信在山谷外面还会有一个更加精彩的世界。守旧的老人们只让大家学习祖先的东西，拒绝任何外向性的探索。终于，有一位勇敢的先驱者披荆斩棘到达了外部世界后，赶回来告诉山谷里的人外面世界的美丽。但他却被当成了大逆不道的骗子，被用石头砸死了。若干年后，山谷里爆发了饥荒，大家这才沿着先驱者指引的路径来到了山谷外面的世界。当他们意识到先驱者是正确的，想回到山谷寻找先驱者的遗体时，尸体却已荡然无存。于是，他们只好为他立了一块无名的石碑以示纪念……

　　把房龙的这个寓言和先驱者徐继畲生前死后的际遇联系起来，则可知房龙说出的几乎就是古往今来整个人类社会所有先驱者共同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