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个红颜知己：民国名媛凌叔华

徐卫

摘自《徐志摩新月社》

作者/李伶伶 王一心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坛才女凌叔华。

凌叔华画作：三峡清晨

凌叔华，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

人们对陈西滢的认识，缘于他的《西滢闲话》，以及由“闲话”导致与周氏兄弟结怨从而引发的多场大论战；人们对凌叔华的认识，缘于她是陈西滢的妻子。作为“新月”的一对夫妻，陈、凌的婚恋，虽不如徐志摩与陆小曼那样爆闻于世，但在当时也算是一桩很轰动的社会新闻，为众人津津乐道。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他生于1896年，年长徐志摩一岁。幼时，他先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小学就读，后转学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1911年毕业。民国初年，他受表舅吴敬恒的鼓励赴英国求学。在英国，他发愤苦读，修完中学课程后，先进爱丁堡大学，继而转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学，最后以博士衔学成归国。

从这段简历中可以看出陈西滢和徐志摩的共同点：都曾留过洋，而且都曾留学英国，都曾在伦敦大学就读，专业都是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陈西滢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徐志摩没有。还有一个不同，徐志摩是先留学美国，后转入英国的，而陈西滢不是。徐志摩转到英国时，陈西滢早已是“老”留学生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徐志摩在很多方面都得到过陈西滢的帮助。

徐志摩和陈西滢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相识的。那天在学校的饭厅里，徐志摩看见了一个年轻的、笑容灿烂的中国人。跟他一起由美赴英的留学生刘叔和很惊喜地说：“那不是小陈吗？”想来当时陈西滢身边有人，小刘不便给介绍徐志摩与小陈认识。不久，徐志摩与陈西滢又在校园里撞见了。徐志摩主动上前打招呼。两人互致问候，又自我介绍，就成了朋友。后来，徐志摩得以结识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就是由陈西滢介绍的。

1922年，两人先后回国。回国后，徐志摩先在松坡图书馆任英文干事，一年后，才在胡适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大学，在英文系任教授。陈西滢一回国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也在英文系。依徐志摩和陈西滢早在英国就建立起的友情，陈西滢自然也是早期新月社的成员之一。凌叔华加盟新月社，是因为泰戈尔访华。也就是说，泰戈尔访华，促成徐志摩和凌叔华相识，也促成陈西滢和凌叔华这一对“新月”夫妻的姻缘。

凌叔华比陈西滢小4岁，1900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官宦人家，原名叫凌瑞棠。“叔华”、“素心”都是她的笔名。她是其父与三姨太的女儿，生得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特别是她那双眼睛，苏雪林形容道：“叔华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喜欢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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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父是旧式文人，于光绪年间曾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又同为翰林。因此，凌家往来的多为当时的社会文化名流，诸如康有为、俞曲园、齐白石、辜鸿铭、姚茫父、陈半丁等，都常是家中座上客。凌叔华曾外祖父是粤中书画大家，父亲很希望子女中有人能传先人衣钵。偏巧，凌叔华自幼喜爱画画。为此，父亲请来曾进宫为慈禧画过像的名画家缪素筠为她启蒙。后来，她又正式拜山水名家王竹人、郝漱玉为师习画。平时，齐白石、陈半丁也时时加以指点，使她的画技突飞猛进。学画同时，她还跟康有为学写字，跟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学英文和诗词。

中学毕业后，凌叔华考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她的作品一如其人，细腻而温婉，像一位大家闺秀。课余，她还一直坚持绘画，工笔写意均运笔自如。她的画清雅高洁，也很受人赞赏。凌家有女初长成。渐渐地，凌叔华在文教界有了点名气。她内承文化气氛浓厚的庭训，外受名师大家的教育的结果，使她外在的美有了丰富的内涵，因而一度与林徽因、韩素梅、谢冰心并称为文教界的“四大美女”。

泰戈尔访华时由徐志摩全程担任翻译（左为林徽因）。

泰戈尔来华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材生了。她成绩好，交际能力也很强，校内、校外都很活跃。泰戈华访华，除了徐志摩担当泰氏的贴身翻译外，陈西滢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凌叔华则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氏的代表。就这样，三人结缘。

大概就是因为泰戈尔于无意间充当了凌、陈相识相恋的媒人的缘故，泰戈尔给凌叔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87年，八旬高龄的凌叔华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泰戈尔到她家喝杏仁茶的情景：那时正是初春，陈师曾、齐白石等组织的北京画会正式成立，但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提议到凌叔华家去。于是，泰戈尔、徐志摩、陈西滢等一起到凌家赴画会。那天的画会，凌叔华听从母亲安排，提前订了百只新鲜玫瑰老饼和百只新鲜藤萝花饼，又在家里自磨了杏仁茶。这应节的茶点很合诗人们、画家们的趣味。大家吃得开心，谈得尽兴。

之后，徐志摩、陈西滢就常到凌家，有时还带来几个新朋友，高谈阔论，一直到太阳西下，也不肯走。这时，凌母便招呼大家留下吃饭。吃了饭，他们也不好意思不走了。有一次，徐志摩来了说郁达夫本来也要来的，可临走时发现他唯一的一件棉袍被他的一个学生穿走了。困厄中的郁达夫一时无钱再买新的而出不了门。于是，大家一起哄徐志摩，要他为郁达夫买一件新棉袍。郁达夫原先的那件棉袍原本就是同事们凑钱买的，如果再给他买一件，难保哪一天又让人穿走了。丁西林就说：“我看我们应该出钱连做三件，一件不见了，穿第二件，第二件不见了，穿第三件，这样一来，便无问题了。”陈西滢问：“那么谁出钱呢？”不知是谁叫了一句：“当然是徐志摩了。”徐志摩连忙叫道：“你们都来欺负我，我老徐不是傻瓜，惹急了会打人的，知道吗？”

凌叔华这样说众人对徐志摩生气的反应：“谁也不当作一回事”。徐志摩也说归说，还是在一个大雨的早晨，一个人巴巴地跑到前门估衣铺，为郁达夫买了一件新棉袍，又巴巴地给郁达夫送去。郁达夫自然感激涕零，否则，他连门都出不了，更别说去学校上课了。因为当时的天，实在很冷。

徐志摩说过：“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我生来就爱美，美在哪里，在自然，自然中最美的是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上帝最得意的作品。我不是神仙，对女人，我的爱慕有着情欲的成分，这个我承认，但更重要的是，那美丽女人的身上，寄托着我那‘爱、自由、美’的理想。”林徽因是美丽女人，徐志摩对她自然有理想寄托。凌叔华也是美丽女人，她和徐志摩的关系，用“红颜知己”这个词，也许最恰如其分。

泰戈尔走后，徐志摩的心情由持续亢奋而趋于平静，平静中又蕴含着寂寞和忧郁——他终于失去了林徽因，他彻底失了恋。当年7月，他和张歆海一起上了庐山。从他当时写给朋友郭子雄的一封信里，可知他当时的心情很糟糕。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生亦不见得一路有阳光的照亮。”没有林徽因的日子，在他的眼里，就像是没有阳光的黑夜。下了庐山，在回家乡浙江硖石的的路上，徐志摩一路所见兵荒马乱。这时，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激战正酣，到处都是逃难的贫民。回到家不久，他的表兄死了。他返回北京后，又接二连三地接到家书传来的噩耗，先是堂弟媳死了，然后是伯母死了。

得不到的爱情，纷乱的世事，相继离世的亲友，绞缠在一起，让徐志摩郁闷不堪。即便他在此后不久，由胡适介绍，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授，也一时不能唤起对生活的热情，而时时对生，对死有了新的感悟：“我每次想到生与死的究竟时，我不定觉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经验与默察只使我相信生的底质是苦不是乐，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泪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从生入死，在我有时看来，只是解化了实体的存在，脱离了现象的世界……”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很需要有一个渲泻的通道。纵情诗海，是其中之一 ——他一口气写了《毒药》、《白旗》和《婴儿》三首散文诗。另外，他找到了凌叔华这个理想的“通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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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林徽因分手之后、和陆小曼恋爱之前，徐志摩的感情一度处于真空。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活力四射、激情满怀的浪漫诗人，对人、对事、对感情，心里永远储满了块垒，时时需要化解，需要倾吐，也时时需要安慰。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通信的对象。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凌叔华应允了。

自此，凌叔华与徐志摩由熟人关系更进了一步。最终两人进入到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谜。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常情下似乎应该成就一段爱的浪漫曲的，在林徽因走后，家世、才学、相貌都不让林徽因的凌叔华是否填补了徐志摩的情感空白？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婚照。

对于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凌叔华对外一直坚辞否认——从刚刚事过一直到老。1925年1、2月间，针对外间纷起的徐志摩与她、与陆小曼绯闻的传言，凌叔华写信给胡适道：“……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地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朋友。”“我对志摩除了相当朋友的同情，并可惜他的被诬外，一些关系都没有，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1983年，垂暮之年的凌叔华写信给陈从周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

凌叔华的话看来是真的，虽然她与徐志摩关系密切时，尚未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也还没有成为她的知己朋友，但以她那样的出身，那样的才貌，还有在那样的年华（25岁），“自视甚高”几乎是必然的。何况她与徐志摩“好”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也就3、4个月时间，陆小曼就走进了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带着公主般的矜持的凌叔华，不大可能与徐志摩发生烈火干柴的事情。而且，如果徐志摩与凌叔华情焰已炽，就不会有陆小曼的故事了。要有，时间也会延后。这也是徐凌未真正进入恋爱阶段的旁证。

所以凌叔华的话看来的确是真的，她确有可能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因为老天没给她时间——假如陆小曼没有及时出现，任徐凌二人友情发展，那么结果就很难说了。因为从徐志摩写给凌叔华的那些信的内容来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已经到了爱情的悬崖边边上了！

那些信，开头没有称呼，结尾没有署名，文中又总是用暖昧的“X”代替。这批信件在1935年的时候，由凌叔华以《志摩遗札》为题，交给《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公开发表。为此，她不但略去了收信人、写信人的姓名和写信日期，更将徐志摩对她的称呼改为“X”。这个“X”应该是徐志摩对她的昵称：

……X，您背上有翅膀没有，有就成，要是没，还得耐一下东短西长！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的了，管您有兴致听没有，我从没有说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X教给我的，多谢你。我给旁人信也会写得顶长的，但总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不是怕形容词太粗，就提防那话引人多心，这一来说话或写信就不是纯粹的快乐。对你不同，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尖，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

此时的徐志摩已经是北大教授了，而凌叔华还只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虽然他俩一个师一个生，差着辈，但毕竟只相差3岁，是意气相投的同龄人。徐志摩这样昵称凌叔华，写这样的信，满纸的温情，满腔的信赖，是像将她只当作“通信员”的情形吗？多情如徐志摩，如凌叔华，彼此这样通信，如何能够一直保持单纯的友情而不使它发酵？且不论凌叔华对徐志摩如何，至少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情感偏离了通常的友情。这又从徐志摩的另外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来：

准有好几天不和你神谈了，我那拉拉扯扯半疯半梦半夜里袅笔头的话，清醒时自己想起来都有点害臊，我真怕厌烦了你，同时又私冀你不至十分的厌烦，X，告诉我，究竟厌烦了没有？平常人听了疯话是要“半掩耳朵半关门”的，但我相信到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不瞒你说，近来我的感情脆弱的不成话：如其秋风秋色引起我的悲伤，秋雨简直逼我哭。我真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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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凌叔华与徐志摩的关系，两个人提供的说法尤其值得重视，一个是凌叔华30在年代的情人、与徐志摩在性情上有几分相像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一个是凌叔华女儿陈小滢。前者说“凌叔华曾和徐志摩热恋”——这当然是凌叔华告诉他的；后者说她母亲曾经“追求过徐志摩”，而她觉得徐志摩只是把凌叔华看作红颜知己。当然这又是一个疑窦。

不管实际情形怎样，凌叔华用“纯粹的慈善心肠”，胜任了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她“用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湿润”徐志摩“居处的枯索”（徐志摩语），使他在精神上得到切实的安慰，奔突的热情得以相对平稳地由林徽因过渡到陆小曼身上，这是肯定的，

而凌叔华，自也有她的真命天子在前方等待着她。说起她和陈西滢的恋爱，不能不提到“现代评论社”和《现代评论》杂志。

一九二六年凌叔华与陈西滢摄于新婚后。

徐志摩和陆小曼。

陈西滢—凌叔华；徐志摩—陆小曼

新月社，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月派，与现代评论社，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评论派之间，存在着错综但并不复杂的关系。

说错综，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史时，有人将它们混为一谈。有的说，二者实为一体，“新月”在前，“现评”在后。如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其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中说：“‘现代评论’实可看作‘新月社’的继续和发展。”有的却说，“现评”在前，“新月”在后。如传记作者胡凌芝在其著《徐志摩新评》中说：“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新月派的前身是现代评论派。”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两“派”人员有交错：新月社的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也是现代评论社的成员。但此并不能成为理由，因为新月社的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公旦等，却与现代评论社无关，而现代评论社的王世杰、周鲠生、皮皓白、高一涵、燕树棠、彭浩徐、唐有壬、刘光一等又与新月社无关。

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人认为，两者同时在北京挂牌，即在泰戈尔访华后的1924年6月。准确地说，泰戈尔是5月底离京的，随后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又去了日本，然后去了香港。徐志摩将泰氏送回国，自己回国时，已经是7月了。这样说来，它们不可能同时挂牌。

如果从“聚餐会”算起的话，新月社起始于1923年底，正式成立是在泰戈尔访华之前，在1924年7月后，即现代评论社挂牌一个月后挂牌。因此，论成立，“新月”早于“现评”；论挂牌，“现评”早于“新月”。新月社后来有《新月》月刊；现代评论社后来有《现代评论》周刊。如果论杂志的创刊时间，《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年底；《新月》创刊于1928年3月。显然，《现代评论》早于《新月》。

说不复杂，是因为它俩各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各有办社宗旨，所办刊物也各有文艺主张。现代评论社基本上以《现代评论》的活动为起始。该刊创刊4年后，于1928年12月出了最后一期。新月社曾于1927年结束，次年重新恢复，以《新月》月刊面目面世。同一年里，一个结束，一个开始，难怪会有人将“新月”误为“现代评论”转世般的延续。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陈西滢说：两社人员“都是自命的自由主义者，但门户不同，不容易合起来。”

徐志摩、胡适、陈西滢这三个新月社最主要的成员，在现代评论社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呢？早期有人说，他们都是《现代评论》周刊的编辑，但这只是一种猜测，因为该周刊从未明确标注过“编者”。事实上，徐志摩、胡适从未担任过《现代评论》的编辑工作。至于陈西滢，他的确看过该刊前两卷的文艺稿件，但仅此而已。就此认定他是编者之一，也不确切。据考证，《现代评论》最初的经理是刘叔和，从第三卷起，负责编辑文艺稿件的是杨振声。从筹办到终刊，主要负责人是王世杰。参与过编务工作的，还有燕树棠、周鲠生、钱端升、彭学沛等。后来，也是新月社成员的沈从文也参与过《现代评论》的事务工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徐、胡、陈参与了《现代评论》的创办。

很明显，新月社并不等同于新月派，现代评论派则由《现代评论》而得名。给《新月》撰稿的，并非全是新月社或新月派成员；给《现代评论》撰稿的，也并非全是现代评论社或现代评论派成员。比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著名的《七子之歌》，以及《洗衣曲》和《我是中国人》的闻一多，就不是“现代”的成员。

对于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的关系，陈漱渝的观点相对客观：

一、胡适是这两彪人马的共同精神领袖。

二、徐志摩、陈西滢既是《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也是“新月派”的骁将。……

三、两派具有共同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倾向。

总之，两派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胡适是两派的精神领袖，徐志摩、陈西滢是两派的“纽带”。就徐志摩、陈西滢而言，他们对“新月”和“现代评论”倾注的力量也不均衡：徐志摩和“新月”的联系更密切；陈西滢和“现代评论”联系得更为紧密。因此又可以说，徐志摩是“新月”的代表人物，陈西滢则是“现代评论”的代表人物。

陈西滢不仅参与创办了《现代评论》，更负责其中的“闲话”专栏。在其后的三四年间，他在这个栏目上，发表了不少杂文式短文，内容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著名的《西滢闲话》一书就是他那些文章的合集。他以精到的论事与畅达的文笔吸引了不少读者，“陈西滢”这个名字，也由此越来越响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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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徐志摩等新月社成员也是《现代评论》撰稿人一样，凌叔华作为新月社成员，也在《现代评论》上也发表过不少很有份量的小说作品。其中一篇《酒后》，显示了她小说创作方面的功力，奠定了她的文坛地位，更引起陈西滢对她的关注。此时，陈西滢和徐志摩一样，是北大教授，而凌叔华仍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和陈西滢，也如和徐志摩，是师生关系。陈西滢对凌叔华，也就有老师对学生的那份疼惜和怜爱，而凌叔华对陈西滢，自然也就有学生对老师的那份崇敬和仰慕。两人都有很好的英文功底，也有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和追求。作为学生，凌叔华常向陈西滢请教；作为老师，陈西滢常对凌叔华进行指导。

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女儿陈小滢摄于伦敦公园。

在很长一段时期，陈、凌双鱼回游，尽管信中大多谈的是文学艺术，并不涉及情爱，但除了未谈过恋爱的和不懂爱的人以外，有谁相信他们仅仅是在谈论文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俩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三年，不仅双方家长压根不知有其事，就连他俩共同的朋友、各自的朋友也都被蒙在鼓里。这里固然有恋爱者通常怀有的隐蔽心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凌叔华的父亲是个非常守旧的人。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把封建婚姻的一套，诸如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视为天经地义。凌叔华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自己的掌上明珠竟做出“私订终身后花园”的事来，一定气得白胡子上翘，于是打算等她大学毕业后再说。从燕京大学毕业时，凌叔华还荣获了学校专颁给杰出学生的“金钥匙”奖，她与陈西滢精心培育的爱情之果也到了收获的季节。两人一合计，找到凌家的一位世交，央求他去凌父那儿说媒。

这位抱着成人之美君子心的说客，颇懂一点儿谈话艺术。他先从自家门庭谈起，再向凌父询问凌家子女情况；谈到凌叔华的学业时，又很自然地“关心”起她的终身大事。接着就大谈陈西滢的才华为人、名誉地位，却只字不提二人的自由恋爱。凌福彭在此之前也曾耳闻北大有这么一位教授，他本来对陈并无什么特别的恶感，只是从传统文人、官宦的观念想来，觉得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个个思想怪异，又觉得陈西滢风头太健……但经不住老友的一番唇舌，终于首肯了这门亲事。

在凌福彭面前为凌陈联姻说项的，至少还有凌叔华的表兄。凌叔华写信告诉胡适，说“老父允说商量，这事就有边儿了”。

1926年，也就是凌、陈两人相识两年后，终于成婚。

胡适作了他们的证婚人，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婚筵上，他演说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这一通“婚姻哲学”赢得一片掌声。

假设没有陈西滢，没有陆小曼，凌叔华对于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的身份是否会改变？无人能知。事实是，因为有陈西滢，因为有陆小曼，凌叔华和徐志摩的情感——如果两人之间亲密无间的通信算是一种情感的话——戛然而止。更确切地说，徐志摩遇到了陆小曼而收回了他险些泛滥在凌叔华身上的那份暖昧情感。随即，他将对林徽因的爱恋转移到了陆小曼的身上，他重新找到了感情寄托。凌叔华也就完成了“理想的通信员”的使命。

在优裕的家世、多才多艺、美丽的外表等方面，陆小曼和林徽因、凌叔华有相似之处。她1903年出生于上海的书香之家，父亲陆家（字建三）是前清举人，后赴日本就读于帝国大学，与曹汝霖同学，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司长、中华储蓄银行经理等职。陆小曼自小也接受了良好教育，诗琴书画皆能。民国前一年，她随家人由沪迁京，进入法国圣心学堂就读。这个时候，她虽然天生聪慧，却并不用功，让父亲大伤脑筋。终于有一天，父亲给了她一巴掌，似乎一掌惊醒梦中人，她从此学乖了。不几年，她的英文出众，法文流利，加上能诗能画，又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舞跳得极好。当时，北京的上流社会举行舞会。陆小曼频频出入，俨然一个“舞后”。这一切，都使她在京城出了名，有人这样形容她：“仪态万方，无以伦比”。

这样一个小姐，自然是名士商贾追逐的对象。也许是为避免烦扰，在她17岁（一说19岁）的时候，父母做主，将她嫁给了比她年长7岁的王赓。王赓也非等闲之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就读普林斯顿大学哲学专业，后转学到西点军校攻读军事，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他由美归国，在军部任职。次年，他以武官、外交部外文翻译的身份随顾维钧一同前往法国出席巴黎和会。外界因此评价他：“此子前程远大，不可限量”。

徐志摩和陆小曼何时相识，有人说是在泰戈尔访华期间；也有人说是1924年7月之后，也就是徐志摩将泰戈尔送回国返回北京之后。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徐志摩对陆小曼并非一见钟情，或者说，他不能一见钟情，因为他跟王赓是老相识，说两人是朋友也不为过。对于朋友的妻子，他不得不小心收敛着情感。何况那时，他的心里还满是林徽因。至于他俩何时开始产生感情的，更是个很难以说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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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曼嫁了不久，王赓升为陆军上校，之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又升为陆军少将。1924年年底，在王赓的官职是哈尔滨警察厅厅长时，妻子红杏出墙了——爱上了自己的朋友徐志摩。于是，有人将王赓荣任警察厅长和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恋联系在了一起。陆小曼随王赓赴哈尔滨就职，但她对那儿的生活非常不适应。天生任性的她自顾自返回了北京，独居娘家。夫妻分居两地，并不能成为她爱上徐志摩的理由，只是给徐志摩提供了照顾她、开导她、温暖她的方便。

对于陆小曼这样一个佳人，徐志摩爱上她恋上她，应该是不奇怪的。一方面，陆小曼身上有林徽因的影子。另一方面，陆小曼和林徽因又有不同：林徽因含蓄内敛，陆小曼活泼外向。林徽因是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陆小曼是风情万种的交际名媛。徐志摩这样一个一心一意追求浪漫之爱的浪漫诗人，恐怕后者对他更有吸引力。

陈西滢全家和李四光全家合影(1949年8月)，左起:李四光、陈小滢、陈西滢、李林、邹承鲁、许淑彬、凌叔华。

也正因为陆小曼是这样的女人，所以她不可能满足和王赓维持着一本正经，甚至刻板呆滞的生活。王赓的军校出身，使他的身上少有浪漫和温情，多的是军人特有的严肃和原则。就连在家庭生活中，他也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军事化作风，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就寝，像闹钟一样准时。每周一到周六，是他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陆小曼难以接受的。尽管王赓对陆小曼很疼爱，但他更像是一个兄长，陆小曼在他的身上，找不到她想要的。

王赓的“悲剧”在于他以为外人可以替他给予妻子想要的东西。当他为工作而不能陪伴陆小曼，又知道陆小曼需要人陪伴时，他就请徐志摩“替”他。于是，徐志摩常常“应邀”陪在陆小曼身边，伴她出游，为她解闷，更成为她全心倾诉心中苦闷的发泄渠道。就在这一来二往中，徐志摩的温情浪漫深深打动了陆小曼，她发现他和丈夫的不同，也发现他才是自己想了很久的人。

无疑的，徐志摩是纯真的，陆小曼是勇敢的，但是，这份纯真和勇敢并不能因此改变世俗。他们的行为与礼教不合，与伦常相悖，只因为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崇尚爱情之上，宣称“主的面前，爱是惟一的荣光”的徐志摩一生都在追求浪漫之爱。早年，他追求林徽因，是如此，如今，他追求陆小曼，也是如此。在他的眼里，爱是一切，浪漫之爱更是一切。在这“一切”面前，他大可以置礼教、风俗、伦常于不顾。什么是他的“浪漫之爱”？梁实秋下的定义似乎不免有点简陋，就是“与他所爱的一个美貌女子的自由结合”。

从另一角度说，徐志摩对爱、自由和美的不懈追求，固然是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浸润，但也可以说是他对传统旧道德旧观念的抗争。很难想象，他那样一个浪漫诗人，会有那样强烈的反抗斗争性。他在给陆小曼的一封信中，这样“狠狠地”说：“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这群人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也因为如此，在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他坚定而执着。他还这样鼓励陆小曼：“你这样一朵希有的奇葩，决不是为一对不明白的父母，一个不了解的丈夫牺牲来的。你对上帝负有责任，你对自己负有责任，尤其你对于你新发现的爱负有责任……”

徐志摩曾说：“万事只要自己决心，决心与成功间的是最短的距离。”和陆小曼的婚恋，徐志摩付出了真正的决心，因此赢得了成功。1925年深秋，陆小曼和王赓离了婚。次年8月14日，徐、陆在北海公园举行了订婚仪式。10月3日，还是在北海公园，两人举行了婚礼。徐父徐申如是在友人们的劝说下才勉强答应这门婚事的，他答应的条件之一是要求证婚人由梁启超担任，胡适做介绍人。他自己，没有参加婚礼。

梁启超尽管为徐、陆证婚，却仍然对两人的“大逆不道”深为不满。就在婚礼上，他斥责徐志摩“性情浮躁”、“用情不专”，之后在给女儿的信中，视陆小曼为“祸水”、“妖妇”。他一方面认为陆小曼离婚再嫁，是“极为不道德的”，一方面为爱徒徐志摩担心，担心“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更担心他“将来被陆小曼弄死”。他对离婚再嫁的不以为然，固然是他传统保守思想作祟，但他对陆小曼日后“弄死”志摩的担心，从日后的情形看来，也并非杞人忧天。徐志摩如愿追求到了他的浪漫之爱，却不知道，生活中仅有浪漫是不行的。也可以说，他追求的这份浪漫之爱，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