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高僧和东西二京——徐金星

徐卫

隋、唐两代的长安和洛阳并称“两都”或“两京”。

隋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令在汉长安城东南二十里，龙首原之南创建新都，名大兴城；开皇三年迁入该城。唐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复都大兴城，称京师，习称长安；唐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改京师为西京；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复以长安为京师；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以京师为西京；至德二年(757年)，唐肃宗改西京为中京，上元二年(761年)，复为京师；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改称上都。隋唐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佛教的中心。

隋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下诏，以洛阳为东京；大业元年（605年），在洛阳汉魏故城西十八里处营建新洛阳城；大业五年（609年）改称东都。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拟“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次年令将作大匠窦琎修建。贞观六年（632年）正式改称洛阳宫；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改称东都；唐光宅元年（684年），武则改东都为神都；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改神都为东都；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以东都为东京；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复为东都。

隋唐洛阳是全国仅次于长安的大城市，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佛教的中心或中心之一。本文拟选取当时活跃于两京佛坛的几位高僧大德略作介绍，借以从一个方面，说明隋唐长安、洛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重大作用，以及两京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玄奘大师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玄奘大师由长安出发赴天竺拜取佛经，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大师由印度返达长安。在以后的十九年中，他的译经、著述、弘法等活动主要在西京长安。当年居弘福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二月入居慈思寺，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七月徙居西明寺，显庆四年十月移居玉华寺，直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与世长辞。葬长安白鹿原。

而玄奘大师自诞生之日起，直至十九岁，是在东京洛阳度过的。

据《大兹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等记载：玄奘大师俗姓陈，名袆，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出生在今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十一岁的玄奘随其兄长捷法师入住洛阳净土寺。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玄奘十三岁，被大理寺卿郑善果录取为沙弥僧，在洛阳净土寺从景法师学《涅槃经》、严法师学《摄大乘论》。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十九岁的玄奘与其兄长捷一同离开洛阳净土寺赴长安。从出生到十九岁，在故乡“京洛”度过的这十九年，正是一个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

隋代有两座洛阳城。隋文帝代周称帝，建立隋朝后，于开皇元年(581年)，在北周东京洛阳城置东京尚书省，寻废；开皇二年(582年)，置河南道行台省；开皇三年(583年)，废行台， 以洛州刺史领总监；开皇十四年(594年)，于金墉城别置总监。以上诸机构均在北周东京洛阳，即后世所称的汉魏洛阳故城，地在今洛阳城东大约15公里，遗址尚存。

隋炀帝于仁寿四年(604年)登上皇帝宝座。当年十一月驾幸洛阳， 以为“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下诏营建东京，迁都洛阳。隋炀帝所建的洛阳城，位于原洛阳城以西“十八里”处，其后又为唐代、五代、北宋所沿用，即后世通称的隋唐东都洛阳城，地在今洛阳城区及郊区一带。

自隋炀帝登基迄隋室亡祚，在都城洛阳，或以洛阳为中心，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生活在天子脚下的玄奘，也从五六岁的童年成长为十八九岁的青年。除了他的家庭环境外，当时洛阳的社会环境，无疑会对一代佛学大师的成长产生重大的影响。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改洛州为豫州，以其子豫章王杨暕为豫州牧，杨素为尚书令。当年三月，令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凯营建东京，每月役使丁男二百万人，徒洛州郭内（即原洛阳城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至大业二年(606年)春正月完工，用时将近一年。四月，隋炀帝穿龙门，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进入新落成的东京洛阳城。当年玄奘七岁。

自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征调河南、淮北诸郡一百余万民工开挖通济渠，又征调淮南民十余万重开邗沟；大业四年(608年)征河北诸郡男女一百余万开挖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开挖江南河。于是以洛阳为中心，南达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工程异常浩大复杂的大运河全线开通。大运河是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伟大工程，它对中国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祖国统一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大运河全线开通之年，玄奘十一岁，当年随兄入住东都洛阳净土寺。

当时西域诸国及西北少数民族，大多会集张掖(今甘肃张掖)和隋朝内地做买卖。隋炀帝令吏部侍郎裴矩负责此事。凡来往张掖的西域客商，裴距都“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写出《西域图记》一书，记述西域四十四国国情，并记述了由敦煌为出发点通往西域的三条商道，献给隋炀帝，隋炀帝大为高兴。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以西域诸国和西北各少数民族酋长齐集洛阳，正月十五夜，于端门大街举行盛大歌舞杂技表演，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奏乐者一万八千人，声传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照耀，如同白昼。如此一直到正月底才结束，以后年年如此。这便是后世元宵节的开始。又令东都三大市场(通远市、丰都市、大同市)“皆设帷帐，盛列酒食”，蛮夷胡客入市做买卖，“悉令邀延就坐”，酒足饭饱，不取分文。蛮夷胡客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那些年，玄奘就生活在洛阳。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下令征讨高丽，水陆并进。其中陆军一百一十三万多，号称二百万，前军先发，后军相继，经过四十天，才尽出涿郡城。旌旗相望，鼓角相闻，绵延九百六十里。自古征战，未尝有此!水军由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出发，浮海行进，舳舻相连数百里!最后大败而归。隋炀帝龙舟返回洛阳，后在大业九年(613年)、大业十年(614年)又二次征伐高丽。三打高丽是促使隋王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以上所列这些事件，肯定会在当时的洛阳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热议，生活在这里的玄奘，应该经由各种途径听说了、甚至目睹了这些事，还可能直接参与了其中的某些事。而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对玄奘成长、玄奘思想、玄奘事业的影响，也应该是玄奘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既往的著作，对于玄奘离开京洛之前那一段长达19年的生活、修学、成长，其讨论探索均显得较为薄弱，从而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自大业六年(610年)起，十一岁的玄奘开始入住东都洛阳净土寺，在这个具体环境中生活、修学达七年之久。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两京城坊考》等有关文献可知，东都洛阳净土寺，原本是北魏时的洛阳净土寺，其位置在北魏洛阳城(汉魏故城)。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从北魏洛阳城迁建于新修的洛阳城(隋唐洛阳城)。新修的洛阳城，东垣有三门，自北向南依次为：上春门(唐曰上东门)、建阳门(唐曰建春门)、永通门(唐亦曰永通门)。迁建后的净土寺位置在东垣中门建阳门内。建阳门遗址位于今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楼子村东，据钻探，为一门三道。玄奘生活、修学的净土寺，即是迁建在这里的净土寺。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净土寺又被迁建于东垣北门上东门内毓材坊(上东门街南侧东数第二坊)。上东门遗址位于今瀍河区洛北乡塔湾村南，亦一门三道。而早在这次迁建之前，玄奘已离开东都洛阳净土寺赴长安了。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在洛阳，曾敕慈恩寺僧人义褒、西明寺僧人慧立等到洛阳，并在合璧宫召见，“叙论称旨”，唐高宗留他们住东都净土寺，义褒曾在净土寺讲经。另有记载说，龙朔元年(661年)，僧人义褒应召在东都洛阳。他曾多次出入宫中，还曾在东都净土寺讲经，众人踊跃往听，不久，因病卒于净土寺，享年五十一岁。

武周天授元年（690年），僧人法明、薛怀义等奉上《大云经》，经中说太后武则天乃弥勒佛下世，应代李唐作天下主。不久，武则天下令：东、西二京及各州，各建大云寺一所，收藏《大云经》，并使僧人升高座讲解。天授二年，东都净土寺改称大云寺。后至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净土寺被毁。

由隋时将这座寺院由故城迁入新城、唐太宗时又一次迁建、唐高宗敕留僧人、武则天时又改称大云寺等，可以看出这座寺院在当时备受关注，反映出它在当时佛教界的重要地位。这也应该是玄奘之兄陈素先在此出家，后玄奘也在此出家,“与兄同止”的一个原因吧。

一个时期以来，尤其在洛阳一带，一些人出于对玄奘大师的仰慕和怀念，对玄奘出家的净土寺究竟在哪里，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有人以为在巩义石窟寺(初创于北魏，本曾为卧龙、普净、莲花三寺，唐改莲花为净土寺，清改称巩县石窟寺，巩县即今巩义市)；有人以为在伊川净土寺(今伊川县白元乡水牛沟村。据有关地方志书称，初建于唐代)。显然这种附会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

玄奘大师从印度回国后，至少有二次重返东京洛阳，一在唐太宗时期，一在唐高宗时期。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驻马毕洛阳宫。玄奘大师应召，谒太宗于洛阳宫。二月己亥，见于仪鸾殿，“帝迎慰甚厚”。其间，唐太宗“广问彼事”，自雪岭以西，印度之境，“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因玄奘大师亲游其地，耳闻目睹，“随问酬对，皆有条理”。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希望玄奘“还俗辅政”，被玄奘大师以“少践缁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为由婉拒。玄奘还奏请于嵩岳少室山少林寺翻译佛经，唐太宗不同意：“联奉为穆太后于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三月一日，玄奘大师自洛阳返长安。此次在洛阳停留约一月余。

显庆二年（657年），润正月，唐高宗驾幸洛阳宫，玄奘大师亦随从至洛阳，同来的还有“翻经僧五人，弟子各一人”，居西苑积翠宫。当年夏五月，唐高宗避暑明德宫，玄奘大师陪从，居飞华殿。次月，玄奘大师还居积翠宫。

徐卫

显庆二年（657年），润正月，唐高宗驾幸洛阳宫，玄奘大师亦随从至洛阳，同来的还有“翻经僧五人，弟子各一人”，居西苑积翠宫。当年夏五月，唐高宗避暑明德宫，玄奘大师陪从，居飞华殿。次月，玄奘大师还居积翠宫。

玄奘大师此次扈从洛阳，还曾游览故里，访问亲故，并与老姐一人，收捧父母遗柩，改葬于西原。“时洛下道俗赴者万余人。”

秋九月，玄奘大师具表请入少林寺翻译，但未得唐高宗许可。冬十二月，唐高宗诏改洛阳宫为东都，将原隶郑州之汜水，怀州之河阳，废穀州而取宜阳、永宁、新安、渑池等县皆隶东都。玄奘大师具表称贺。

此次玄奘由显庆二年润正月至显庆三年二月返长安，在洛阳约一年。

玄奘大师先后译出《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共76部1347卷，是四大译师（其他三位是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中译经最多、质量最高的一位。他和弟子窥基创立的宗派为“唯识宗”，也叫“法相宗”。又因玄奘、窥基都曾长住长安大慈恩寺从事佛事活动，故此宗也称“慈恩宗”。

二、义净

高代高僧义净，俗姓张，字文明，唐代齐州（今山东历城）人（《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作“范阳（今北京城西南）人”）。义净“髫齓之时”，辞亲落发，入泰山郎公谷神通寺，其后“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闲习，今古博通”。十五岁，“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立志游访西域。

唐高宗咸享二年（671年），三十七岁的义净启程西游天竺。

初至番禺（今广州），有数十人愿意同行，及将登船，“余皆退罢”，义净则不避艰险，“唯与晋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尔分飞”。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载：义净“此时踯蠋，难以为怀”，曾题五绝二首。其一曰：“上将可凌师，匹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祇。”经海路，于咸享四年二月八日达耽摩立底国，即东印度之“南界也”（今孟加拉国等地）。义净向在此传法的中国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留往一年后，与大乘灯及数百商人为伴到达中天竺。曾先后遍游鹫峰、鸡足山、鹿野苑、祇林精舍等佛教圣迹，在那烂陀寺学习佛法。前后经二十五年，历三十多个国家，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仲夏返达神都洛阳。带回梵本经律论佛籍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武则天亲迎于上东门，各寺院僧众“具旛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与于阗僧实叉难陀、天竺僧菩提流志、法藏、复礼等译《华严经》（八十卷本），圣历二年（699年）译毕。自久视元年（700年）起，六十六岁的义净“乃自专译”，先后在洛阳大福先寺、长安西明寺等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能断金刚般若经》、《弥勒成佛经》、《一字咒王经》、《庄严王陀罗尼经》、《长爪梵志经》及《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共二十部。武则天亲撰《圣教序》，标于经首。长安四年（704年），义净还在少林寺立戒坛，并自撰铭文。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义净在东都洛阳内道场译出《孔雀王经》，又在大福先寺译出《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等四部。中宗亲撰《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又御洛阳西门，向文武百官宣示新译之经。

神龙二年（706年），义净随中宗西归长安，在大荐福寺设翻经院，居大荐福寺。神龙三年，诏入内坐夏，又在大佛光殿译出《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经》，唐中宗曾亲为笔受。至唐睿宗唐隆元年（710年），义净在大荐福寺译出《浴像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唯识宝生》、《所缘释》等，合二十部。景云二年（711年），又在大荐福寺译出《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自武则天久视迄睿宗景云年间（700-711年），共译佛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

此外，在由天竺返华的归途中，他还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都有重要价值。先天二年（713年）义净圆寂，世寿七十九岁。其灵塔建于“洛京龙门北之高冈”。

义净曾经译经的东都大福先寺，今仍存，现位于洛阳市东郊的唐寺门村内。背依洛水，面望邙山，山门北向，和多数坐北向南的寺院方向迥异，在中国佛教建筑中颇为少见。

大福先寺原在东都延福坊，本为武则天母之馆邸，曾改作东都太原寺，武则天称帝后改作大福先寺。清徐松辑《河南志》有载曰：“至南市北，有福先寺水硙，经延福、富教、训善坊之西入洛。”此处的福先寺即应是东都大福先寺。但清代陆继辂、魏襄《洛阳县志》又说：大福先寺在“洛阳东五里塔儿湾”，又名“塔寺”。明熹宗天啟年间（公元1621-公元1627年）洛河泛滥，大福先寺毁于洪水。洪水过后，乡民将寺里残存的遗物，北移数里，重新修起了寺院。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洛阳人王善信出资对该寺做了重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军阀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佐民再修该寺，并亲题“古唐寺”门额，从此称“古唐寺”。1993年，在白马寺的倡导下，由白马寺和村民共同出资，对损毁较为严重的大殿、二殿、三殿做了再次修缮。显然，明代洛水所淹的福先寺，是指位于“塔儿湾”的福先寺。

在古唐寺山门西侧，原有一方古碑，字迹漫漶，唯“重修塔寺碑记永垂不朽”十个大字，猶可辨识。它说明所谓古唐寺，实际上就是大福先寺。另清代嘉庆二十四年的碑刻中，也有“郡东数里有福先寺，门临大道，行人息肩所也”的记载。这些都表明，这座古唐寺就是北移重建后的唐代大福先寺。

唐时的大福先寺规模宏大，名僧云集，为四方僧俗所仰慕。武周长寿二年(693年)，北印度僧人阿你真那（宝思惟）来到洛阳，曾先后在东都的天宫寺、佛授记寺、大福先寺等地翻译佛经。据载，“画圣”吴道子为大福先寺所绘的“地狱变像”壁画，“有病龙最妙”，令屠夫、渔人看后皆“畏罪返业”，从此不再屠戮生灵。另據《全唐文》记载，一代女皇武则天也曾亲自为大福先寺撰写过浮图碑文。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国的僧人荣叡和普照，随第九次日本遣唐使来华学习佛法。当时住在洛阳的唐玄宗敕令二位日本僧人在大福先寺居住，并由当时大福先寺的住持定宾大师给他二人授戒。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大福先寺僧人道璿应荣叡、普照之邀，携带《华严》章疏等佛籍至日本，住大安寺西唐院弘扬“华严”兼传戒律，開講《律藏行事钞》，是日本华严宗的第一代传人，也为日本禅宗的第二代传人。后圆寂于日本。福先寺对促进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活动方面的友好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荣叡圆寂在端州（今广东肇庆）龙兴寺；普照随鉴真大师东渡成功返回日本，被称为“自古至今大唐留学生第一人”。时至今日，古唐寺在日本人心目中仍具有非常神圣的地位，每年都有日本游人至此游访，拜謁。

古唐寺原有五重大殿，现僅存四重，依次为山门殿、圆觉殿、万佛殿、念佛堂。山门殿正中供弥勒佛，两侧供四大天王及韦馱、关羽。圆觉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歇山顶，主尊为释迦牟尼佛。万佛殿主尊为观音菩蕯，在殿内东、西、南壁间嵌满“壁佛”。第四殿为原来建筑，现辟为念佛堂。二殿、三殿东侧有厢房五间，分别为法物流通处、客堂、地藏殿。最后一重大殿，即第五殿，俗称“后大殿”，原是古唐寺中最宏伟壮观的一座大殿，可惜毁于十年動乱之中。五座大殿内原有的佛像、壁画，今皆不存。现有雕塑，为1993年重修后所新增置。历代保存下来的古碑刻，现僅存九方。另有一个雕刻精美的莲花佛座，从形制和风格看，应属唐代遗物。

三、法藏

华严宗三祖法藏，祖藉康居（康国，今乌兹别克撒写尔罕一带），俗姓康，号“贤首大师”，又号“康藏国师”。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生于长安，“风度奇正，利智绝伦”，十七岁时，师从云华寺僧、敦煌杜顺弟子智俨学《华严经》，咸享元年（670年），武则天为母亲杨氏追福，在长安捨宅为太原寺，法藏受沙弥戒，开始登座讲经。

于阗（今和田）僧“实叉难陀赍《华严》梵夹至”，证圣元年（695年），奉武则天命在洛阳大遍空寺翻译，法藏参与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华严经》，任笔受，武则天曾写了《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又参与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与胜庄、大仪证义”；参与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等。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法藏受武则天诏讲《华严经》，“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须臾成盖”，武则天命京城十大高僧为他授满分戒，并赐号“贤首戒师”。

圣历二年（699年）十月十五日，武则天敕法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腊月十二日，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讲堂及寺中地皆震动”。都维那僧恒景表奏武则天，武则天“披览来状，欣畅兼怀”。当天到长生殿讲经，“帝于此茫然未决”，法藏于是以镇殿金狮子为喻，“帝遂开悟其旨”，“豁然领解”。武周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曾令法藏赴法门寺迎请佛指骨舍利，供置于洛阳明堂。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依法藏受菩萨戒。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十一月十四日，法藏圆寂于长安大荐福寺，世寿七十岁，圆寂后赠“鸿胪卿”。

法藏著述甚丰，诸如《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华严经问答》、《入楞伽心玄义》、《大乘起信论义记》、《华严经传记》等。《宋高僧传》卷五《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说他“著《般若心经疏》，为时所贵，天下流行。”

郭绍林先生的《华严宗大师法藏洛阳事迹》（《丝绸之路》1993年第4期）一文，对法藏在洛阳的宗教活动（以及政治活动）论述甚详。该文指出：“华严宗的理论经法藏在洛阳译经、著述、宣讲而发扬光大。它的法界缘起、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等理论，对后来统治中国长达八百年的程朱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直接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我以为这个结论是相当客观和恰当的。

法藏所创立的宗派叫“华严宗”，尊法顺为初祖、智俨为二祖。也称贤首宗。

四、菩提流志

据《宋高僧传》、《开元释教录》等载：南天竺菩提流志，意“觉爱”，姓迦叶，属婆罗门种姓。本名“达摩流支”，意“法希”，“菩提流志”为武则天所改。年十二，就外道出家，师事波罗奢罗，“学声明、僧佉等论。历数、咒术、阴阳、谶纬，靡不该通”。年逾耳顺，方回心皈依佛门，“隐居山谷，积习头陀”，师从三藏耶舍瞿沙学习佛教经论。其后又游历五天竺，“遍亲讲肆”，到处讲法。

唐高宗远闻雅誉，于永淳二年（683年）遣使迎接，武周长寿二年（693年）抵达神都洛阳，受武则天礼重，居佛授记寺、大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凡十一部。

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居西京长安崇福寺译《大宝积经》。唐睿宗登极后，敕其于北苑白莲池、甘露亭继续译经。总计先后共译经五十三部、一百一十一卷(《宋高僧传》作“旧新凡四十九会，总一百二十卷)。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随驾居东京洛阳长寿寺。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一月卒，传世寿一百五十六岁。谥曰“开元一切遍知三藏”。十二月一日，葬于龙门西北原，并建塔、勒石以记之。

 

徐卫

五、善无畏

据《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宋高僧传》等记载：唐代僧人善无畏，本中天竺摩揭陀国人，属刹帝利种姓，为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后裔。父曰佛手王。“梵名戌婆揭罗僧诃，华言净师子，义翻为善无畏”。“生有神姿，宿赍德艺”，十岁统军，十三岁嗣王位，王乌荼国。“昆弟嫉能，称兵构乱”，遂兴弃俗入道之念。十八岁，让王位于兄，至南方海滨出家于殊胜招提，“得法华三昧”。后又“寄身商船，往游诸国”，至中天竺，入“像法之泉源，众圣之会府”的那烂陀寺。师事达摩掬多。入坛灌顶，受习密教。接下来，又“周行大荒，遍礼圣迹”，先后至鸡足山、灵鹫等地，“名震五天，尊为称首”。

本师达摩掬多以他“与震旦有缘”，遂依师意来华传教。途经迦湿弥罗国、乌苌国、犍陀罗、吐蕃，“以驼负经，至西州”。开元四年（716年），年已80岁的善无畏抵长安，“帝悦有缘，饰内道场，尊为教主”，在皇室贵胄中弘传密教。继尔敕于兴福寺南院、西明寺菩提院安置，译经授徒。译出《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受到唐玄宗高度赞尝。

开元十二年（724年），随玄宗至东都洛阳，奉诏于大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七卷，由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又译《苏婆呼童子请问经》三卷、《苏悉地揭罗经》三卷等。

相传，暑天大旱，唐玄宗遣高力士请善无畏祈雨。善无畏推辞不过，以钵盛水，以小刀搅动，且搅且咒，有白气自钵中上升，高力士刚返达天津桥，“风雨随马而骤，街中大树多拔焉”。还相传，邙山有巨蛇，善无畏“以天竺语咒数百声，不日蛇死，乃安禄山陷洛阳之兆也。”

开元二十年（732年），善无畏“求还西域”，唐玄宗不充许。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示寂，世寿九十九岁，追赠鸿胪卿。开元二十八年（739年）十月三日，葬于洛阳龙门西山广化寺。

今存的广化寺，位于龙门新村西边的岗丘上，创建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是在善无畏塔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据记载，唐大中九年（855年）十二月，日本僧人圆珍亲往广化寺拜谒无畏三藏舍利塔；后唐同光二年（925年）十二月，“舆驾广化寺祈雪”；三年五月，“帝幸龙门广化寺，开佛请雨”；北宋开宝八年（975年）三月，太祖驾幸广化寺，开无畏三藏塔；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三月，真宗幸龙门广化寺，瞻仰无畏三藏塔，并制赞偈于塔旁。

历代文人墨客游访广化寺，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如宋代文彦博的《和副枢贝谏议寄题广化寺东轩》，欧阳修的《宿广化寺》和《自菩提步月归广化寺》，张耒的《广化遇雨》等。《洛阳县志·拾遗记》中记载：“司马温公居洛，尝同景仁游嵩山，由轘辕道上至龙门……渡潜溪入广化寺，观唐郭汾阳铁像……。”景仁即范仲淹，郭汾阳即郭子仪。可知，当时广化寺内立有郭子仪铁像。

广化寺在北宋以后逐渐衰落，明清时期屡有重建。1966年被毁于十年动乱中。今存广化寺为改革开放后所重建。

六、金刚智

据《宋高僧传》、《大唐东京广福寺故金刚三藏塔铭并序》等记载：唐代僧人金刚智，南天竺摩赖耶国人，属婆罗门种姓。十岁时在那烂陀寺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三十一岁时赴南印度，师事龙智，学《金刚顶瑜伽真实摄经》，并受五部灌顶，又学五明诸论。后曾先后至中印度、南印度摩赖耶国近海的补陀洛伽山观自在菩萨寺、师子国楞伽城、无畏山寺、七宝山城等弘法、修学、顶礼圣迹等。

金刚智“闻脂那佛法崇盛，泛泊而来”，途径师子国、佛逝国等，开元七年（719年）抵广州，第二年至洛阳。唐玄宗在洛阳召见金刚智，并登坛受灌顶。此后，金刚智随驾两京，“广敷密教，建曼拿罗”，“沙门一行，钦尚斯教，数就咨询，智一一指授，曾无遗隐”，“一行自立坛灌顶，遵受斯法”。

相传，金刚智在洛阳，当年自正月至五月未下雨，天下大旱，唐玄宗诏金刚智结坛祈雨。至第七日，“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洛阳士庶都相传，金刚智曾获一龙，“穿屋飞去”。

开元十一年（723年），金刚智在长安资圣寺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一卷。开元十八年（730年）在大荐福寺译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门智藏译诏，一行笔受。

开元二十九（741年），奉敕归国，在洛阳广福寺示寂。世寿七十一岁。葬于龙门南伊川之后，建塔旌表。由其灌顶弟子、中书侍郎杜鸿渐“述碍记德焉”。敕谥“国师”。唐代宗又追赠“大弘教三藏”。

前些年，日本佛教界在今龙门魏湾村西北立有纪念碑。

七、不空

唐代僧人不空，原名阿月佉跋折罗，意译不空金刚，略称不空。本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幼曾“随叔父观光东国”，年十五，出家师事金刚智，并随金刚智一同来华，达洛阳。不空二十岁，在洛阳广福寺受具足戒。后常随金刚智往来东西二京。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敕准不空回国。不空经广州乘船达师子国，受到国王热情接待，“请往宫中七日供养，日以黄金斛满盛香水，王为空躬自洗浴”。此后在师子国和天竺国，依普贤阿阇梨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法门”，建立坛法，得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于天宝五年（746年）返回长安。天宝八年，再次敕准回国，“至南海郡，有敕再留十二载”。

天宝十二年（753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请不空赴河西，次年，不空至武威，住开元寺，译经演教，驰誉一时。天宝十五年（756年）还长安，住大兴善寺。后受唐肃宗、唐代宗崇信，译出《宝严》、《仁王》二经后，唐代宗亲为作序。

相传，洛阳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见之”。巨蛇见到不空说：我常想翻河水陷淹洛阳城，以快我意。不空为它授归戒，说因果，后樵夫“见蛇死涧下”。

不空先后译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即《金刚顶经》)、《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等七十五部、一百二十余卷。

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六月，不空示寂，世寿七十岁。曾被赐封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赠司空，谥“大辩证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僧人，均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来华，并称“开元三大士”，他们是中国佛教密宗(也称真言宗)的创立者。其中，善无畏弘传胎藏界，崇奉《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金刚智、不空弘传金刚界，崇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

 

徐卫

八、一行

唐代高僧一行，俗名张遂，魏州乐昌（今河南南乐）人(《宋高僧传》卷五《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等谓“钜鹿人”，钜鹿指今河北巨鹿)，为唐初功臣、“佐命郯国公”张公瑾之曾孙。父张擅，曾任武功令。张遂从小刻苦好学，对《易传》、阴阳五行、天文历法等都很精通。时人比之为颜回。时神秀弟子普寂禅师“大行禅要”，归者甚众，二十一岁的张遂不愿和武三思交往，　至中岳嵩阳寺拜普寂为师，在会善寺受具足戒。一行是出家后的法名。中岳隐士卢鸿，道高学富，对一行赞佩不已，劝普寂“纵其游学”。一行曾先后到剡州天台山国清寺拜老僧学习“筭法”，到荆州当阳玉泉寺拜师悟真，研习梵律等。

唐玄宗登基后，很注意招揽人才。开元五年（717年），召一行至京城长安，主持修订历法事宜。开元十一年（723年），一行和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共同创制“黄道游仪”，观测日月星辰运动，并重新测定一百五个余颗恒星的位置。他第一次发现了星宿的位置与古代不同，他发现恒星不恒、也在自移的现象，早过西方哈雷大约一千年之久。他和梁令瓒等人在洛阳制造的浑天仪，对张衡的浑天仪进行了改进，它以水力运转，可以表现日、月、星辰在空中的运行，表现日升月落。仪器中还有二个木人，每刻击鼓，每辰击钟，用以计时和报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一行曾发起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在全国十三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根据测量结果，计算出相当于子午线（即经线）一度的长度（唐代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长度。

开元十五年（727年），一行主持编制的《大衍历》草成。《大衍历》对太阳在黄道上运行速度的不均匀性作了比较正确的描述和体现，说明冬至前后，日行最快，夏至前后，日行最慢。《大衍历》的结构表示我国古代历法体系的完全成熟。“其历，编入《唐书·律历志》”《大衍历》一直沿用至明末。一行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与张衡、祖冲之、李时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科学家。

开元四年（716年），中天竺僧善无畏来华，后在洛阳大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一行为主要译经助手。善无畏又讲述《大日经》要义，由一行亲为笔受，撰成《大日经疏》二十卷，成为密宗在中国正式传播之始。

开元七年（719年），南天竺僧金刚智与弟子不空来华，一行受其灌顶，并协助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四卷、《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教王经》三卷等，均为密宗主要经典。一行是中国密宗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据《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说，一行还曾续撰了《后魏书》中“天文志”。另撰有《摄调伏藏》、《梵天火罗九曜》等。

开元十五年（727年），即《大衍历》草成的当年，十月十八日，一行随驾到新丰，“怡然亦寂”，世寿四十五岁，赐谥“大慧禅师”。唐玄宗亲为撰写、书丹碑文，建塔于铜人原。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隋代时期的长安和洛阳也是各自城市史上最为辉煌昌盛的时期。当时众多的高僧大德，凭借长安、洛阳二大舞台，翻译佛经，创宗立派，弘法传教，传灯度徒，将中国的佛教和佛教文化推至了颠峰。佛教和佛教文化对隋唐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都产生极为广泛、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上述叙述可知，隋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对中国佛教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繁荣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当时长安、洛阳以外的其他任何中国城市难以比拟的。

《左传》桓公二年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

《左传》昭公三年曰：“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

《汉书·地理志》曰：“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

自西周开始，周王室以丰镐宗周（今西安）、洛邑成周（今洛阳）为“两都”、实行“两都制”以来，中经汉代两京，下迄隋唐，洛阳、长安均为东西两都，而西周、汉、唐，均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朝代。雄据伊洛平原的洛阳和雄据泾渭平原的长安，中有函谷构通，在这二千年左右的岁月里，互为首都，陪都，相辅相成，相映生辉，联袂并肩，演出了我国历史上许许多多威武雄壮的话剧，是我国历史发展演变的轴心。唐代众多高僧大德的活动，从佛教和佛教文化这个侧面，再释了长安、洛阳二京之间这种难割难舍的兄弟情缘。

文：徐金星

徐仲海

都邑华夏，东西二京。背邙面洛，浮渭据泾。阿弥陀佛,善哉。